因爲中介的一個失誤，陳藍到手的offer飛了，這是她目前收到的唯一一個研究生錄取通知。“一覺醒來發現天塌了”，陳藍這樣形容當時的心情。

2024年9月，來自浙江的大四學生陳藍開始準備去英國讀碩士的留學申請。由於本科學校排名不高，加上跨專業申請，爲了穩妥起見，她花費一萬四千元，找了當地一家留學中介，卻沒想到這成了她踩的第一個坑。

經歷了3個月的材料準備、文書撰寫、申請投遞，2024年12月16日，陳藍終於收到了第一個offer，來自她心目中的“保底”學校，這意味着她“至少有書讀了”。校方在郵件中要求陳藍三天內確認是否接受錄取，“因爲之前中介辦事從沒出過錯，所以我提醒了他們一下截止時間，就沒管太多”。

直到四天後，陳藍登錄申請系統，發現中介並沒有確認錄取，而學校已經撤回了offer。現在，她不得不跟學校說明情況，試圖讓學校恢復錄取。

事實上，留學中介捅的婁子遠不止於此。從去年香港大學和澳門科技大學清退多名內地學生，到澳門大學宣佈拒收內地國際生源申報該學校，近年來，關於無良留學中介造假、騙錢的醜聞屢見不鮮。

隨着1993年中國自費出國渠道的放開，留學人數不斷增長，從2000年左右的數萬人增長至2022年的66.12萬人。與之相對應的，中國留學中介行業規模逐步擴大。企查查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9月，國內共有留學中介相關企業27.23萬家。

在留學競爭愈發白熱化的當下，爲了上名校去找顧問和中介，已是常規操作。費用越來越貴，信息越來越雜，服務種類越來越多，附帶的陷阱也越來越多。成績作假、實習證明作假、重金保錄取、失聯跑路……留學中介行業爲啥這麼亂？

騙局

深圳華商律師事務所的律師楊葉，長期從事未成年人普法工作，對留學中介亂象多有關注。據她觀察，相比於國內升學申請，留學申請造假的操作空間明顯更大，這和國外大學的錄取方式有關。

在境外高校，尤其是英美高校的本碩申請中，除了託福、雅思、SAT等標準化的考試成績，學校尤其看重申請者的綜合素質表現，包括參加過的社會實踐、社會公益、企業實習以及科研能力、特長表現等等，這些都需要在個人陳述、推薦信中有所體現。

這也催生了留學中介的生意：提供留學諮詢、潤色申請文書和推薦信、爲學生包裝“人設”。很多學生因爲對出國留學不瞭解，甚至學術水平不達標，十分依賴留學中介的服務。每個學生收費從幾千到幾十萬不等，筆面試輔導、實習內推、論文潤色等服務項目還會額外收費。

然而，由於跨境的信息不互通，境外高校難以查證申請資料的真實性。“高校招生辦是一個招生部門，不是一個稽查部門。面對動輒上萬甚至幾十萬的申請者，如果一一查證資料真僞，可能幾個月甚至一年都完成不了。”楊葉介紹道，這就給學生或中介僞造申請資料留下了空間。

肖恩本科就讀於山西某所“211”大學，2023年本科畢業時，他曾花費8000元，請一家大型連鎖留學中介機構提供留學諮詢服務。然後，留學顧問以他本科院校不夠好、成績不夠高爲由，勸他買一段“實習經歷”提升背景。“你想申請什麼專業，中介就可以找一個相關的企業給你蓋一個實習章，你人都不用去。”當時，肖恩又額外花了2000元買了一段兩個月的“實習經歷”。

此外，中介機構還會利用國內學生和家長對出國留學的不瞭解，通過營造危機感、過度承諾、展示虛假案例等方式，誘導申請者報名消費。

來自吉林的李娟今年即將本科畢業，準備申請香港和英國的傳媒碩士項目。去年7月，她在社交平臺上發帖求介紹申請經驗，幾天之內收到40多箇中介的評論和私信。

其中一名中介對她的申請充滿信心，“穩上港三和英國G5”，並給她展示了一系列和她綜合背景相似的成功案例。其中一個案例恰好是李娟的學姐，她託人向學姐求證，發現學姐的本科成績和中介所展示的並不一樣，而且學姐也沒有報該中介。李娟這才反應過來，這家中介所展示的offer是假的。

（“港三”：即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英國G5”：即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倫敦大學學院、帝國理工學院）

在聯繫李娟的中介裏，還有機構聲稱提供“保錄取”服務，“項目有10萬的，也有20萬的，保證我被錄取。”在留學服務中，“保錄取”項目並不少見，也是要價最高的項目，通常幾十萬到上百萬不等。一位業內人士指出：“‘重金保錄’無非兩種方式，一是學生本來條件就好，中介正常申請，躺着收錢；另一種則是明知申請不上，於是鑽申請漏洞，僞造成績單、學歷證書、實習證明、科研經歷等等。”

2024年12月，南京一名家長稱其花費70萬元找中介爲孩子申請上了香港大學，入讀1年多後卻被校方通知資料造假並被退學，引發關注。南京市棲霞區市場監督管理局工作人員表示，涉事中介涉嫌欺騙消費者，已介入並立案調查。

“這些造假一旦被發現，從表面上看，影響的只是涉事學生和中介；實際上，損傷的是中國學生整體的信譽度，造假多了，中國學生去好學校留學可能更難了。”成都某留學中介工作人員梅女士說道。

盲點

“首先，現在的留學中介行業幾乎沒有准入門檻和行業標準。”據梅女士介紹，開辦一家留學中介機構，只需滿足一些基本的工商註冊條件，缺乏對專業資質、人員素質、資金實力等方面的嚴格審覈。這使得大量不具備專業能力和良好信譽的機構湧入市場，魚龍混雜。

我國對留學中介資質的管理可以追溯到1999年。1999年教育部先後出臺《自費出國留學中介服務管理規定》《自費出國留學中介服務管理規定實施細則(試行)》，要求符合條件的機構應當向所在地的教育主管部門提出申請，經審覈同意後報教育部和公安部進行資格認定，中介資質5年更新一次。

在2014年8月，國務院將31項工商登記前置審批事項改爲後置審批，“自費出國留學中介服務機構資格認定”便在其列。2017年，國務院取消了自費出國留學中介服務機構資格認定。這意味着對留學中介“全面解綁”，不用再進行資質審批，可以直接在工商註冊。僅2023年，就有7.45萬家留學中介相關企業註冊，同比增長73.44%，是2014年註冊量的18倍。

爲了規範留學中介的服務，2016年教育部、國家工商總局曾聯合印發《自費出國留學中介服務合同示範文本》（以下簡稱《合同示範文本》），其中涉及服務範圍、雙方權利義務、服務費用、退費條款、違約條款等內容，爲中介和申請者雙方提供參考。

不過，《合同示範文本》僅爲建議使用，並非強制要求使用。楊葉比對數份留學中介合同發現，由於各國、各校的申請流程、申請要求差異較大，無論是《合同示範文本》還是實際簽訂的合同，對於服務的步驟細節、最終效果，很難有明確的約定。不少申請者在面臨糾紛時，往往缺少明確有力的書面依據。

據肖恩和李娟等申請者介紹，中介機構通常會爲每位學生配備三位老師，分別負責前期諮詢、文書潤色、投遞申請，號稱“全流程服務”。但現實情況往往是“繳費前銷售天天找學生，繳費後學生天天找中介。”“一旦交了錢，問個問題隔一週纔回，一篇文書要一個月，還是機器翻譯的。”肖恩分享道，“但這些事情都沒有寫進合同裏，要索賠也很難。”

此外，目前對於留學中介的監管機制也有待完善。2017年，國務院在取消留學中介資格認定的同時，要求“教育、工商等部門要在相應職責範圍內加強事中事後監管，依法查處違法行爲。”但是目前究竟誰來監管、怎麼監管，在實際操作中還存在一些“盲點”。

由於監管模糊，一些“踩坑”的學生只能通過法律手段事後維權。不過，因爲訴訟流程長、取證麻煩，爲了不耽誤申請進度，不少學生和家長選擇了“忍”。

誠信

楊葉認爲，由於留學中介提供的申請材料、服務項目複雜多變，而且申請材料並不在國內使用，事前監管並不容易，行業的自我管理尤爲重要。

“沒有誠信的行業是做不長遠的，行業必須組建自律組織，健全行業標準和職業道德準則，規範會員行爲。”楊葉建議。

2021年12月，中國教育智庫聯盟留學教育研究中心(下文簡稱“學盟”)成立了全國留學教育行業機構規範服務和信用體系建設聯盟，目前已有超過300家行業機構加入。學盟執行主任徐清之表示，學盟正在積極建立行業標準。“我們同時建有行業黑名單，已有50-60家機構列入其中，未來會不定期向社會公示名單。”

監管部門也不能撒手。根據國務院2019年印發的《關於加強和規範事中事後監管的指導意見》，對已經取消審批但仍需政府監管的事項，由主管部門負責事中事後監管。因此，儘管留學中介資質行政審批取消了，教育部門作爲主管部門，仍需負責事中事後監管。

“當然，出國留學教育諮詢和中介服務屬於市場主體，如果涉及到收費價格、合同糾紛、消費者維權、學員人身安全和消防安全等方面，按照國家法律法規，發改部門、市場監管部門、公安機關、消防救援機構都需要各司其職，不能推脫責任。”楊葉認爲，對於中介虛假宣傳、違規操作等行爲，監管部門需要加大懲處力度。

梅女士從事留學中介工作已有10年，她認爲，家長和學生應擺正心態，不要相信任何“走捷徑保錄取”“低分上名校”之類的承諾。一些無良中介正是抓住了部分家長和學生急功近利的僥倖心理，才能一次次得手。

（應受訪者要求，陳藍、李娟、肖恩爲化名）

記者手記：

無奈，是各方談論留學中介亂象時最常使用的詞。對於申請者來說，社交媒體被中介“包圍”，信息真假難辨；簽約時軟硬兼施，簽約後草草敷衍；被坑後爲了不影響申請進度，還只能忍氣吞聲。

對於中介行業來說，大搞營銷、申請造假、欺騙搪塞、撈熱錢的機構大行其道，真正想努力提高服務質量、規矩辦事的公司在經濟利益上常常是“不合算的”。

這不只是一個行業的問題，生活中類似煩惱還有很多，買保險、租房子、健身房辦卡……消費者“踩雷”的風險都不小，很多時候防不勝防。人無信不立，業無信則不興，當一個行業和“造假”“上當受騙”掛鉤，甚至劣幣驅逐良幣，這個行業還能走多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