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8日，浙江大學發佈訃告：

中國共產黨黨員，浙江省政協第五、六、七屆委員，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浙江大學教授駱寒超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24年12月28 日4時45分在杭州逝世，享年90歲。

駱寒超教授生於1935年2月，浙江諸暨人，1957年9月參加工作，曾任《江南》雜誌社編輯、浙江省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主任。1988年調入浙江大學中文系，1989 年任中文系主任。1996年光榮退休。駱寒超教授在其數十載的教學科研生涯中，積極鑽研，勤於著述，樂於奉獻，深受愛戴。曾擔任浙江省文學學會會長、浙江省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名譽會長。他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尤其是中國現當代詩歌研究領域成果卓著，在業內享有崇高的學術聲望，其《新詩創作論》等著作曾多次獲浙江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浙江省高等學校優秀教材一等獎等榮譽，爲浙江大學中文系的學科建設做出了傑出貢獻。

原《江南》雜誌主編袁敏今早（29日）才從朋友圈得知駱寒超離世的消息，“很意外，也很難受。”

袁敏告訴記者，上世紀80年代，自己的第一部中篇小說《天上飄來一朵雲》在《收穫》上發表後不久，駱寒超就找到她，聊了很久，給予了莫大的鼓勵。

後來，袁敏去北京讀書。沒想到，假期時，駱寒超又找到自己，說看了她的長篇小說《白天鵝》，中篇小說《深深的大草甸》等作品，寫女性的情感世界獨樹一幟，很細膩，要給她寫評論。

“我調到北京工作後，和駱寒超先生接觸就少了。再後來我又調回杭州任《江南》主編，工作特別忙，漸漸很少寫東西了。那時我們都住在文二西路，散步時偶然會碰到，只要見面，總會聊很久。他每次都說我寫小說起點蠻高的，後來不寫可惜了，希望我能繼續寫。現在回想起來，覺得自己蠻對不起駱寒超先生的苦口婆心的。”袁敏感慨道。

今年5月，資深媒體人、作家、浙江工商大學金收穫寫作中心副主任蕭耳剛剛寫完對駱寒超新作《心靈的牧歌》的一篇採訪。而她的另一層身份，是駱寒超的學生。

蕭耳回憶道：“大三的時候，我迷上寫詩，寫了一個本子。當時駱老師成了我們的系主任，他是詩人，又是研究艾青的學者，很有一種魅力。某天，我很不好意思地把自己的詩給他看，沒想到駱老師看了之後，非常高興，他喜歡我那些有點模仿臺灣那一批朦朧詩人的詩歌，還盛情邀請我去過他家說詩。印象中，我去過當年駱老師求是新村的家兩次。有一種美好的記憶，去他家的不長的路是溫暖的。”

後來，駱老師鼓勵蕭耳考研，還親自給南京大學中文系一位教授寫了推薦信。可惜這件美好的事後來被父親阻止了。蕭耳是家中獨女，父親害怕她去南大讀研後一去不復返。

“我有一個整天害怕我離開他，去到他認爲遠方的父親，但駱老師對我的肯定和鼓勵，讓我發現了另一個我的可能性。這是非常重要的。當時的浙大中文系很小，師生關係都很親近，感謝駱老師點亮了我的文學夢。”憶往昔，面對這位真正關心過自己創作的老師，蕭耳的言辭中仍充滿溫暖與感動。

原浙江文藝出版社編輯舒建華是蕭耳的大學同學，如今已移居美國。

在大洋彼岸，短短的一則‌訃告讓他的思緒重新回到了1988年，自己在浙大玉泉校區三食堂門口迎接新生的那個瞬間。

“88級班主任徐劍藝老師剛從浙師大研究生畢業來任教，我和幾位學長也在現場幫忙。我們正圍着徐老師向他討教餘華和羅蘭·巴特時，駱老師來了，步子很快，鏡片不薄，額上皺紋多，眉宇間頗有英氣，說話有濃濃浙東口音，這是駱老師給我的第一印象。”

後來，舒建華慢慢知道，駱老師不僅是詩人，還是詩學家，對中國現代詩歌史和詩學理論有開創和建樹。而他更是熱忱而嚴格的良師，視學生如子侄，“我碩士研究生畢業後進浙江文藝出版社外文室工作，就是駱老師推薦的。駱老師擎着詩燈走了。我深深懷念他。”

2012年，錢江晚報“文脈——浙江文化名人訪談錄”欄目曾專訪駱寒超，現重刊舊文《駱寒超：詩心不老》，以致追思。

2012年8月31日《錢江晚報》

他是國內艾青研究的著名學者，他也和艾青一樣一生執著地寫詩、研究詩——

駱寒超：詩心不老

半輩漂泊，一世樂觀——聽駱寒超微笑着述說自己“大半輩子都在各地不停流浪”的故事，你會得出這樣的結論。

如今已經77歲的他，滿頭黑髮，聲音洪亮，戴着時尚的黑色板材眼鏡。

“我人生中最好的22年，都被浪費了，所以，我格外珍惜現在的時光。”駱寒超每天早上6點起牀，到晚上10點才肯休息，自稱是個寫作機器人。

1988年12月，駱寒超調入浙江大學中文系任系主任，他的生活，才真正安定下來。而那時，駱寒超已經53歲。

這一切，都與著名詩人艾青有關。

駱寒超的事業起點是艾青。

因爲一部《艾青論》，駱寒超在詩歌理論界嶄露頭角；同樣也因爲《艾青論》，他被打爲右派22年，在鄉村中學教書，在海邊勞作，在草地放牛……

艾青在世的時候，只要駱寒超去北京，都會去艾青家裏看望他。有時候，一住就是半個月，形影不離。

“他對我有種特殊的感情。他希望我坐在他旁邊，坐在沙發的靠手上，他抓住我的手，一句話都不講，可以這樣坐上一個小時，一個半小時……”

1980年，駱寒超第一次到艾青家，就住了半個月之久。

或許是因爲有着相似的經歷，相同的追求，第一次的謀面，就讓他倆成了志同道合的忘年交。

“現在大家講起駱寒超，就講《艾青論》。實際上，《艾青論》只是我的一部分。”駱寒超有些委屈。

作爲國內著名的詩學理論研究者，駱寒超的研究，是從《艾青論》起步的，但他的成果遠遠不止這一部。

最近，駱寒超在繼續《二十世紀中國新詩史》的寫作，大約160萬字。

“另外，《中國詩學》的第一部《詩體論》已經出版了，第二部是《詩質論》，第三部是《詩潮論》。每部三卷，共9卷。”說起自己的學術研究，駱寒超一臉神往。

臨走的時候，駱寒超跟我們開了個玩笑：“當《中國詩學》9卷都出齊了，我就可以跟這個世界告別了。我不看電視，對旅遊也不感興趣，對我來說，無非是想把自己的理想完成，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14歲就開始寫詩，每天都要讀詩，他對中國詩壇充滿信心

過不多久，就會出世界級詩人

從14歲起，駱寒超就開始寫詩，一直到現在，他仍然堅持創作。

16歲，駱寒超就在報紙上發表詩歌了。

“本來是一心想做個詩人的，但進了南京大學中文系後，系主任說，你們不是來學寫詩歌的，你們是做文學研究的。”

從此，駱寒超就開始了研究詩歌的漫漫生涯。

“詩歌不再發表，但寫還是寫的。”駱寒超說自己有個特點，就是幹一件事情，就一定幹到底。

所以，從艾青開始，白莽、郭沫若、魯迅、何其芳……駱寒超把中國現代詩歌史上的名詩人們，都研究了一遍，並寫出了多部專著。

（以下記者簡稱“記”，駱寒超簡稱“駱”）

【苦難·幻想·青春】 詩人自己的故事

我一邊認真勞動一邊想，只要我好好幹下去，總會給我摘掉“帽子”，總會好起來的。等我自由了，我要先看哪些書，要寫些什麼東西，要做哪些事情。這樣不斷地規劃自己的一生，漫長的勞動也就過去了。

記：看您的簡歷，覺得您的人生還算一帆風順。但熟悉您的人，都知道您有一段曲折離奇的人生經歷。

駱：可以說在南京大學畢業之前，我確實順風順水，但我永遠不會忘記1957年的那個夏天。因爲傾心於詩歌而崇仰了艾青，也因爲崇仰了艾青而完成了11萬字的題爲《艾青論》的畢業論文。但未等答辯，艾青就遭受了政治冤屈，而當時正處畢業分配的我，也因此受到了牽連。

我被分配到溫州近郊的永強中學，開始了漫長的教書生涯。那時我才22歲。

記：當時，除了教書，您還被髮配到海邊勞動，種了很長時間的番薯？

駱：是的。當時茫茫的海灘上種了一地的番薯，我要把番薯藤都翻一遍。夏天猛烈的太陽下，沒有水喝，就喝泥溝裏的水。那種寂寞，你很難設想。

記：但您不僅沒有放棄對事業的追求，還翻譯了很多詩歌。

駱：我的確是一直試着翻譯詩歌，特別是俄羅斯一些詩人的詩歌。

同時，我也寫了不少學術論文，比如《臧克家論》、《郭沫若論》。還有關於新月派的徐志摩，現代派的戴望舒等人的詩歌研究。

總之，在動盪的青春年代，我一共寫了大概100多萬字的學術作品。在這樣艱難的日子裏，我積累了詩歌方方面面的知識。

記：您當時是怎麼堅持下來的？

駱：我一邊認真勞動一邊想，只要我好好幹下去，總會給我摘掉“帽子”，總會好起來的。等我自由了，我要先看哪些書，要寫些什麼東西，要做哪些事情。這樣不斷地規劃自己的一生，漫長的勞動也就過去了。我沒有把自己拖向絕望，把精神拖向頹唐。

【土地·河流·太陽】 詩人和詩人的故事

我讀到《大堰河——我的保姆》時，非常激動。艾青筆下的農村，同我家鄉很像。雖然我在老家諸暨楓橋鎮只生活了很短的時間，12歲便離開家，但是我的確很愛這塊土地。

記：對您來說，艾青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或者說，您的命運都和艾青有關。您最早是什麼時候，開始接觸艾青的？

駱：大概在1951年，我在杭高唸書的時候。

1992年5月，駱寒超與艾青合影

第一次讀到艾青的詩，那首詩叫《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但艾青是什麼人呢？我不曉得。我看他的詩充滿着對勞動人民的熱愛，充滿着追求真理的精神，我就深深地愛上他了。

我讀到《大堰河——我的保姆》時，非常激動。艾青筆下的農村，同我家鄉很像。讀他的詩，使我回憶起了自己的家鄉，雖然我在老家諸暨楓橋鎮只生活了很短的時間，12歲便離開了，但我的確很愛這塊土地。

記：艾青的詩歌裏，最吸引您的意象，是什麼？

駱：土地、河流、太陽。

“土地”情結是對國家、對家鄉、對勞動者愛得深沉的隱喻。

艾青詩歌中的河流、漁夫漂泊的生活，也讓我很有感觸。直到今天，我始終感覺我還在流浪。我現在的生活已經不流浪了，但我的靈魂仍然在流浪。

我還特別愛艾青的太陽情結。這裏有一個想象邏輯：光明一定會來到。艾青的這種想象邏輯影響了我，所以即使我被打成右派，受盡屈辱，但我深信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結構·語言·形式】 詩人和詩學的故事

詩歌表現方式自由了，到一定時候，就會有大詩人出現。也許過不了十年，二十年，世界級的大詩人都要出來一批。

記：詩歌對您來說，意味着什麼？

駱：詩，給我的靈魂以安慰。

我每天都要讀詩，就像每天要喫飯一樣。詩歌，是我不能缺少的靈魂維生素。實際上，我對詩歌的學術研究，已成了我的生活方式。可以說，詩是我的終生伴侶。

記：現在詩歌處於一個越來越邊緣化的地位，您怎麼看？

駱：在我看來，詩歌不是邊緣化，而是中心化了。社會生活安定後，人要心靈化。詩歌是心靈的真實表現。現在，很多企業家都寫詩，這個現象，就是詩歌中心化的表現。

記：有一種說法叫憤怒出詩人，就是說，在艱辛困難的時代，會出好詩。您說現在“詩歌中心化”，但當今社會並沒有出現好詩。

駱：我覺得現在的形勢很好啊，各種各樣的寫法都出來了。詩歌表現方式自由了，到一定時候，就會有大詩人出現。也許過不了十年，二十年，世界級的大詩人都要出來一批。

記：2010年，您推出了《駱寒超詩學文集》，是將傳統漢詩與新詩研究打通的學術研究，主要觀點是什麼？

駱：我認爲詩體是詩歌結構、語言、形式的總稱，因此把《漢語詩體論》的三卷本分別命名爲《結構篇》、《語言篇》、《形式篇》。

我提出了一個看法：特定的思維方式決定着特定的詩體。

思維一般是兩類：神話思維與邏輯思維。古典詩歌主要是神話思維的產物，新詩則受西方影響偏於邏輯思維。這是探求漢語詩體中，十分新穎的一個視角。

記：中國新詩的歷史大概有一百年左右，作爲詩歌評論界前輩學者，您如何看待中國新詩的歷史進程與發展變化？

駱：中國新詩有93年曆史，的確有許多驕人的成績。五四初期講人性，人道主義，以此爲基礎，來確立我們的新詩，並延伸出個性解放，非常可貴。

很快，詩歌就“政治化”了。

當然，在特定時期爲政治服務，顯示政治傾向，是必要的。但是，當“救亡圖存”成爲詩歌的全部方向後，另一種影響就出來了——詩歌失去了自我貼切的體驗。這一點，使新詩在很長的時間裏，走着一條狹窄的路。

新中國成立後，這條路走得越來越窄。所以在四人幫打倒以後，我們重提詩歌的自我追求。

新世紀以來，我們的詩，開始追求自我感受。我覺得，不管什麼風格的寫法，都應該允許，無可非議。

來源：浙江大學、潮新聞 記者 宋浩 方濤、錢江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