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出生的郭剛堂屬狗，但很長一段時間裏，他說自己屬駱駝，所有事情和苦痛扛在身上，一聲不吭向前走。現在，他說自己屬魚，限定7秒的記憶，只記得“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每天都好。

這是一個廣爲人知的故事。1997年9月21日，郭剛堂的大兒子，2歲半的郭振在山東聊城李太屯村被拐走。此後，這位父親騎上摩托車到全國各地尋子，騎行50多萬公里，跑了31個省，報廢10輛摩托車。直到2021年，郭振被找到，長達24年的尋子路結束。

但找到兒子並不是故事的終點，而是另一段故事的起點。

三年多來，郭剛堂小心地維護着和孩子間的關係，等待他適應身份，一步一步重啓親情，併爲他舉辦婚禮。而爲尋子失去的時光已經不再，郭剛堂能做的只有彌補。他試圖用接下來的人生，找回過去的24年，找回原來的郭剛堂。

郭剛堂。圖/九派新聞 萬璇

【1】父子

時隔20多年，全家福終於又出現在郭剛堂家裏。巴掌大的照片嵌入木質相框，擺放在夫妻倆臥室一角的書桌中央。畫面中，郭剛堂和妻子坐在椅子上，三個兒子站在父母身後，中間的是郭振。

照片上，三兄弟的眼睛和鼻子都很像父親，“不用驗DNA，我們一看就像哥倆。”郭剛堂覺得，這是刻在血緣裏的東西，郭振走路速度快，辦事麻利，這些都像他。性格上，老大也“隨根兒”，內向、本分。剛被找到時，流量向郭振撲來，帶貨一天賺的錢能頂一年工資，但他只安心教書。

兒子比他心更細。郭振定居河南，隔兩三週會回一次家。郭振曾主動提出要給家人做飯。他去超市挑了食材，“都是貴的”，幾百元花下來，做了八九道菜，滿滿一桌，“比我給他成婚那天酒店大廚做的菜還好喫。”平常不沾酒的郭剛堂動了杯。“你還想要啥？”郭剛堂跟自己說，在身邊長大的孩子，無外乎也就這樣。

郭剛堂丟掉了書房裏的行軍牀。以前找兒子，郭剛堂不敢關機，鈴聲響起來，怕妻子受到刺激，索性自己在這個屋睡。

尋找郭振的資料都被收了起來，擺在桌上的是其他尋人啓事。抽屜裏的塑料袋裝着12部手機。從BB機到按鍵手機，再到智能手機，幾部手機的屏幕已經裂開，劃痕清晰可見，一部手機的按鍵完全模糊——這是郭剛堂尋找兒子的24年。

郭剛堂尋子路上用壞的手機。圖/九派新聞 萬璇

父子倆在一起，幾乎不談論那些年發生的故事。郭振很少聊起，他從小的生活，成長的軌跡，爲什麼選擇去做一名小學老師，郭剛堂也不提這些年路上的尋子風波。有時兒子會主動提起自己上學時的玩伴，他也是隻聽不問。

對郭剛堂來說，生活就像兩杯水，一杯是渾濁的、摻雜着苦痛和憤恨的髒水，一杯是潔淨的、嶄新的清水，他只想看向後者，“爲什麼非得端着髒水讓別人去看？”

他和妻子小心地保護着這段親子關係。在相處模式上，郭剛堂學習着父親的樣子。郭父是個典型的聊城漢子，講究傳統和秩序，形象嚴肅，埋頭幹活，爲孩子付出。郭剛堂覺得，自己也要“拿出當爹的樣子”。

他希望順其自然，怎麼對待老二和老三，就怎麼對待郭振。每次回家，郭振會提前打個電話，郭剛堂的妻子會提前給他曬好被子。

郭振在家的生活很簡單，和家人一起做頓飯、聊會兒天，一家團聚的日子，老大和老二帶着媳婦兒一起下廚，幾平方米的廚房被佔滿。

想孩子了，郭剛堂和妻子也會到河南去。郭振在當地一所小學教全科，工作忙，有時間了，他就帶着父母下館子、逛景點。母子間的聊天總是更細膩瑣碎，3個月前，老二的女兒出生，媽媽免不了要催老大：“怎麼你們倆還不生？”郭剛堂的關心明瞭簡單。天熱了，叮囑兒子“注意防曬”，天冷了，讓他記得“加件衣服”。

郭剛堂覺得，紐帶就在這些細小的點滴裏重建起來，自然流淌。

24年的尋親痕跡還在。郭振曾想去考個摩托車證，他知道父親尋他那些年幾乎都在摩托車上生活。而找到郭振的前兩年，郭剛堂也常常做夢，夢裏還在找兒子。直到現在，他還能完整背出郭振的尋人啓事。偶爾，他看到和郭振差不多年紀的路人，會下意識地和兒時的郭振比對，又猛然想起，“兒子找到了”。

關起門來，郭剛堂沒和孩子聊過這些，他更樂意討論“牛肉和豬肉哪個好喫”，對他來說，“這纔是生活”。

【2】難題

距離郭振被找到近三年半，郭剛堂才同意談談兒子。他想給牽掛這件事的人一個交代。更重要的是，他希望大家能從此放下對郭振、對這個家庭的好奇。

2021年7月，郭振被找到，他選擇留在養父母身邊，郭剛堂也不打算追究養家責任。一時間，指責郭振的輿論撲面而來，甚至有網紅跑到疑似郭振養父母家直播。郭剛堂在社交媒體上發聲支持郭振，隨後關機兩個月，和家人搬離小區住了兩週，迴避所有外人來訪。他擋在兒子面前，小心保護郭振的私人信息，緘口不談，等待熱度散去。

那兩個月過得煎熬。由於疫情，一家人很少見面，郭剛堂心情急迫，有太多話想和兒子說，但許多家庭認親後互不往來的經驗讓他不敢盲目。那段時間，兒子和媽媽的聯繫更多，只在有要事時，郭剛堂才和孩子溝通。

直到去年，兒子決定在聊城辦婚禮。前兩年的難受情緒突然被喜悅沖淡，一個多月裏，夫妻倆忙着撒信兒、買喜糖、選酒店，“孩子找到了，想盡最大努力讓他更風光一點”。

當天，妻子穿上了這輩子都沒穿過的旗袍。迎親隊伍前是一排摩托車——國內鐵騎隊用摩托車給婚車開道。以前他騎着摩托找兒子，如今摩托車駛向了兒子的婚禮。

熱度也湧向了郭振的婚禮。郭剛堂始終繃着一根弦。他的眼睛盯着各個角落，過道里，臺階上，樓梯旁，擠滿了人，網上流傳的視頻裏，數不清的手機支架朝向典禮上的郭剛堂一家，很多人從外地趕來，上千雙目光聚集在這裏。主持人講了什麼，郭剛堂沒太聽進去，滿腦子都是顧慮，他擔心踩踏事故發生，擔心小孩子被擠到，擔心對面那棟樓裏，“萬一掉個人下來怎麼辦？”

通常二三十桌的酒席規格，滿滿當當坐了80多桌，總人數超過八百。一個打着“郭剛堂表哥”旗號的人，那兩天賺了不少錢。

將郭剛堂從壓力中拉回來的，是兒子在婚禮上給他磕頭。在這以前，提到郭振，他腦海中浮現的始終是尋子旗上兒子小時候的樣子，新人磕頭的瞬間，“一下成了大人”。

郭剛堂過去騎着摩托車尋子。圖/央廣網

《失孤》導演彭三源送上了祝福。當年拍攝這部以郭剛堂爲原型的電影時，她曾提出使用原籍、原名，但被郭剛堂拒絕。在他看來，用原名拍了電影，“尋親”標籤就會流傳下去，他不想讓孩子們承受這些風波。

事實上，輿論從未停息，責怪郭振的聲音也一直存在。有人質疑他不孝順，“一個月都回不了家一次”，郭剛堂站出來解釋——單程200多公里，來回的高速費和油錢加起來就要六七百塊錢，孩子還總是買東西，每月工資只有五六千，“他回來行，誰給他付高速費和油錢？”

尋親成功後，被拐孩子如何融入原生家庭，是另一道難題。郭剛堂見過的例子裏，最終能較好融入的孩子數量遠少於無法融入的孩子，不少家庭認親成功後反目成仇。

西北大學教授李鋼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表示，成年被拐者能順利迴歸原生家庭的案例很少，保守估計比例不到三分之一。

郭剛堂見過太多分分合合。他說，找孩子的初心和最終目的要匹配，他尋找郭振的初心，是讓妻子的心歸位，現在孩子已經回來，這個家就能好好過下去。但現在有些家庭想流量、親情兩手抓，爲了利益將雙方強勢捆綁，把家裏的事情都在鏡頭前豁了出去。

“哪個做父母的不想一把給他拉到懷裏？但有些東西你自己必須清楚。”郭剛堂將這種分寸感形容爲“手裏握沙”，要尊重孩子的意願，重建親密關係是一個柔軟而漫長的過程，一下攥起來，手裏留存的沙子很少，但要是慢慢地呵護着往裏收，就會找到最佳位置。

【3】重建

找到郭振後，郭剛堂的首要目標，是重建生活。中間的24年幾乎是空白的，他只做了一件事——找兒子。家庭、理想、經濟、未來，許多事情都處於錯位狀態，他需要將生活的條縷重新梳理開。

靠着直播助農，上個月，郭剛堂把銀行貸款全部還清。

他記不清還了多少錢。尋找郭振這些年，汽油從每升1.9元上漲到七八元，住宿從一晚三五元的網吧，到8元10元的小旅館，碰上旅遊景點時需要花上七八十元。

最早一筆債務還清大約在2007年。當時，揹着36萬元欠款的郭剛堂只在冬季沒活時騎車到外地找孩子，春夏秋三季都用來掙錢。通過搞土方調運、幫忙清理建築垃圾，5年裏，他賺到39萬元。但兩年後，這些錢花光，一家人又過起窮困潦倒的日子。

2009年，來採訪的魯豫想幫助他們一家，拿出一沓錢，被郭剛堂拒絕，他說：“我不是沒有能力賺錢，我只是沒有時間。如果把郭振找到，我會讓家庭以最短的時間殷實起來。”

他與魯豫定下十年之約，同時保證，會讓老二和老三也接受最好的教育。2019年再見時，郭偉已經在北京讀研究生，隨後留京工作。

如今，他也更關注對妻子、父母、另外兩個孩子的陪伴。

郭振丟失第三年，老二郭偉出生。心潮澎湃的郭剛堂寫下一副春聯，上聯“金龍興他鄉展宏圖”，郭振這條金龍無奈背井離鄉，能成大事，下聯“鯤鵬起家中創偉業”則指郭偉。郭父看了，什麼也沒說。直到過完正月十五，他向孩子開了口：“有些事可以心裏有，但明年不要再想了。”郭剛堂知道，父親是想讓他放下。

現在，他不用再滿世界找兒子，可以騎車載妻子去旅行，一輛摩托車模型至今留在書房的窗邊。丈夫在外那些年，他的妻子留在家裏照顧兩個兒子，靠做家政賺錢。

夫妻倆去了山東泰安、濟南、菏澤和附近省份的城市，方圓幾百公里。以前到全國各地，他都走馬觀花，眼睛只盯着人，現在，他們可以好好看看山水，在地裏，在海邊，落日餘暉照到兩人身上，“夕陽無限好”。

最近，郭剛堂在操辦父親85歲的壽宴。父親73歲時，郭振還沒被找到，房子也沒拆遷，爲了給兒子貼補家用，郭父去飯店宰雞，每月拿1800元，節儉也成了老人一生的習慣。不久前，郭父腦梗。在醫院裏陪牀時，郭剛堂用紙巾給父親接痰，父親把紙巾撕成兩半分着用。郭剛堂覺得，不能再往外跑了。

他盤下一個80多畝的農場，之前的老闆花幾百萬元打造失敗，他借了過來。從一條小道拐進去，道路兩側樹木高大，入冬的季節，落葉遍地。

這裏離家約20分鐘車程，郭剛堂打算把父母也帶來轉轉。他知道，父母和土地有70多年的深厚感情，如果自己能把這個農場盤活，“是不是我父母的心也活了？”

農場成了他對未來事業的開端。他描繪未來的設想，這裏種什麼，那裏養什麼。父親養了許多鳥，郭剛堂備了個比人高的鳥籠，再給父親養兩條狗，“他指定高興”。他帶着期許地指着一片荒蕪雜亂的空地說：“來年春天你們再來，這裏一定是春暖花開。”

郭剛堂在農場餵雞。圖/九派新聞 萬璇

【4】找回郭剛堂

郭剛堂常常對外說，他覺得自己還在35歲。

閒暇時，郭剛堂會不自覺哼起羅大佑的《光陰的故事》。他喜歡舊事物，臥室裏的棉被蓋了30多年；妻子本打算扔掉的結婚時穿的玫紅色套裝，他留了下來；因爲喜歡聽筆在紙上發出的“唰唰”聲，他一直保留着使用鋼筆的習慣；一輛2008年產的紅旗是他的愛車，市價兩三萬元，別人不開了，他用一輛摩托車換了過來，天天上路。

事實上，他54歲了。上學期間，郭剛堂練鐵人三項，百米跑只需要13秒左右，如今，他早已達不到這樣的成績，但慶幸自己還有個好身板，“這就已經很好了”。還有一膀子力氣，他決定用到地裏。

他仍在幫助其他家庭尋親。聊城幾乎沒人不知道他，接受採訪的那天上午，他幫一個母親找到了離家出走的孩子。他每天會接到很多尋親家庭的電話，帶妻子騎車出去旅行時，他也在摩托車後插上幾面尋子旗，上面是其他丟失孩子的信息。兩個月裏，其中一名孩子被成功找到。

成爲天涯尋親志願者協會會長10年，交屆期已到，他辭去了會長的名頭。該做的事情，他還會繼續，能做得更多。他還想加入藍天救援隊，參加公益組織。

他最想加入的是摩托車協會。成爲“大家的郭剛堂”這些年，隨着媒體關注，丟牛的、丟馬的、丟三輪車的、想自殺的、艾滋病患者，都找到他，不少人有他的電話。郭剛堂像一個巨大的“事務所”，忙着給大家分憂。而自己的情緒，他沒法告訴身邊人，只能在騎摩托車時，通過眼睛釋放到沿途看到的花花草草裏，這是他唯一的排解。“現在終於可以放下所有羈絆，找找風吹臉的感覺。”

1997年，郭振被拐前，郭剛堂27歲，積極上進，喫得了苦。初中輟學後，他去工廠打工，由於不會寫大寫數字，感到文化有限，他在17歲重返校園。僅用半年時間，他的數學和英語考試成績達到聯校第一。後來考中專失利，直到1992年，他靠保送進入高中。他是個腦子靈活的人，喜歡闖蕩，通過跑運輸，他賺了家當，買了拖拉機，還攢下5萬元的積蓄。

那時，他夢想帶領鄉親們組建運輸工程隊發家致富，也計劃投資建設幾百平方米的旱冰場。

周圍人對他的印象是，愛唱愛跳、愛開玩笑。十幾歲時，費翔唱的《冬天裏的一把火》燒遍大江南北，那時看歌舞團表演，郭剛堂不服：“你唱的什麼，還沒有我唱得好。”他跑到臺上，自告奮勇唱了一段。

提起這段經歷，郭剛堂有些感慨。後來很長一段時間裏，他幾乎忘記了這樣的自己。時間回到2024年12月，他坐在琥珀色的紅旗汽車駕駛座上，手握方向盤，開往家的方向，後視鏡裏的他，頭髮已經白了大半，“現在的我，不光要找回原來的生活，還要找回原來的郭剛堂。”

郭剛堂走在農場裏。圖/九派新聞 萬璇

記者：彭茸雯 萬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