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衆議院答辯時公然宣稱所謂“臺灣有事”即對日本造成“存亡危機事態”，並在此後幾日的國會質詢中強調不撤回該言論，以此粗暴干涉中國內政，此等行徑幼稚且危險。

高市“有事”的錯誤言論背後，折射出了當前日本政壇在戰略認知上的嚴重滯後與真實困境。高市的“有事”，恰恰暴露了日本自身在時代變局中的“有事”。

日本缺乏中國通、中日通、區域通

高市早苗此前從未到訪中國大陸，反而多次竄訪臺灣省，由此形成的中國形象完全是主觀印象。

而1961年出生的高市，其成長環境是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期，日本依靠越南戰爭、美蘇爭霸等特定歷史時期獲得了大量海外訂單，民衆無暇反省歷史錯誤，以致對戰爭責任的迴避形成了慣性。

加之島國特殊的地理形態塑造了民族的單一性、語言的非通用性、文化的保守性，“封閉”的日本對國外情況的瞭解愈發匱乏，除高校、科研機構的“漢學”研究者羣體外，日本社會對當代中國的瞭解十分有限，對中國能夠趕超日本的技術、產品、理念抱有懷疑態度，以至於用“中國威脅論”“不正當競爭”“不重視專利權”等標籤誹謗中國。

這種結論前置、主觀先行的審視中國的做法與日本民衆的“優越感”比較合拍，進而形成社會思潮，親自來中國、全面看中國、客觀說中國的日本人反而成了異類。這導致日本缺乏足夠了解當代中國的中國通、熟讀中日兩國曆史的中日通以及全面研究東北亞、東亞的區域通，自然無法協調與周邊國家或地區包括領土在內的各種外交事項。

而作爲日本最高行政長官的高市，其不顧鄰國人民感情而發出的“有事”等錯誤言論，則是日本缺乏上述“三通人士”的真實寫照。

任期越短，思想越右

高市的右翼言論及右翼思想已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甚至在10月10日，日本“留守首相”石破茂發表的戰後80週年“個人見解”中，很多內容都明顯指向了日本政壇愈演愈烈的右翼言論，特別是高市本人。

石破茂曾兩度執掌日本防務系統，先後擔任“防衛廳長官”和升格後的“防衛大臣”，可能連他都沒想到高市上臺後的言行會如此之“右”。

近年，日本再次進入一年一首相的“戰國時代”，這種局面更有利於擅長髮表右翼言論的競選型政客，只追求當選、不擅長理政成爲政客的慣用伎倆。

將精力集中於競選的右翼，甚至都不完全清楚上臺之後要怎樣施政，特別是高市內閣中有一半閣僚首次入閣，能爲高市提供真知灼見的人比較有限，能夠阻止高市頭腦發熱、異想天開的人更屈指可數，任由高市任上胡作非爲的結果將是把日本再次引入萬劫不復。

同樣在11月舉行的衆議院預算委員會上，在野黨立憲民主黨的岡田克也（曾任外務大臣）一直就政府是如何判斷日本於臺灣省的何種情況下將會進入“緊急事態”一事反覆追問高市，但高市總以“通過整合各種信息進行綜合判斷”等外交辭令閃爍其詞。令岡田直言“政府（對‘緊急事態’）的裁量權如此寬鬆自由，我黨表示擔憂”。

這也呼應了前述石破茂的“雙十”見解。他強調反省日本在發動侵略戰爭前爲何憲法控制不住軍事、議會無法制約軍隊、政治僅依靠元老及重臣、政客能夠通過所謂議會投票排除異己等歷史情形的重要性，暗示了高市等右翼企圖通過修憲形成國家軍隊，併爲發動戰爭合法性賦權，這極具危險性。

政治制度基本失靈 高市內閣可能繼續短命

近年，日本政壇一年一首相，從世界政壇來看，也沒有哪個經濟較發達的國家或地區首腦更換得如此頻繁，明顯不利於社會發展和穩定。這說明任何羣體或個體都暫無能力帶領日本走出長期的發展困境。

挨着美國欺負、鄰國關係也不好、經濟發展還找不到明確的方向和抓手，無論誰當選都不能對解決日本自身問題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由西方鼓吹的、日本效仿的所謂民主政治在當下階段於國家治理中已然無法發揮實質性作用。

高市任職首相之前，幾乎沒有以內閣成員的身份獨立成功處理國際事務的例子，其長期表達的對華觀點在日本政壇很難推行，更不可能成功。而其妄想的有關中國臺灣省的錯誤觀點，以及所謂“軍事自主權”、“經濟去中國化”等各種言論，將成爲她政治短命的直接導火索。

日本首相的支持率大多都是高開低走，若高市繼續發表錯誤的右翼言論，則支持率更會被迅速拉低，她也將步菅義偉、岸田文雄、石破茂等人的後塵，12個月或是其任期大限。

特別是明年10月——在日本國外，美國馬上舉行中期選舉，特朗普在此時間點哪怕是從表面上也要修復與重要國家或地區的緊張關係，更不會支持高市的爲所欲爲；

日本國內，每年4月1日是新財政年度的開始，10月剛好是經濟半年報出爐之時，按照日本近三十年的發展軌跡，加上高市的幾劑“猛藥”，日本的內憂外患大概率會有增無減，彼時的高市將會陷入空前的政治孤立，日本因此失去的也將不止是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