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慈善行業在此期間應該如何行動？參與政策推動的必要性何在？又有哪些問題需要克服？《公益時報》記者圍繞相關問題採訪了潘江雪。

潘江雪認爲，瞭解政策、理解政策，才能在解決社會問題與政策倡導之間尋找到社會組織“可爲之道”；不關注政策變化、不瞭解國家戰略方向，旨在解決社會問題的公益項目可能很難做好、做精。想要把涉及公共利益、公共服務的事做好，社會組織就要積極拓展相應的公共對話機會與政策倡導渠道，社會組織要“上得廳堂下得廚房”。

宏觀政策走向至關重要

《公益時報》：作爲一家基金會，爲什麼一定要去解讀、把握政策？

潘江雪：我們的工作場所在學校，學校是按照國家的教育政策、課程標準來運作的，如果不理解教育政策、不瞭解專家對政策的解讀，我們就難以做好一線工作。基礎教育是國家兜底的領域，所以教育部發布的任何一個政策，我們都非常關注。瞭解政策、理解政策，才能在解決社會問題與政策倡導之間尋找到社會組織“可爲之道”；不關注政策變化、不瞭解國家戰略方向，旨在解決社會問題的公益項目可能很難做好、做精。

《公益時報》：理解政策可以促進社會組織的工作，進行政策倡導的必要性又在哪裏？

潘江雪：社會組織的從業人員是最接近社會問題的一批人。我們在實踐過程中有很多發現，也有很多解決方案。如果有更多的專家和政策制定者一起參與，就有可能讓解決方案變得更好，甚至可以變成一個公共政策。同時還要兼顧公衆教育，讓更多人瞭解、識別和參與到社會問題解決的行動中來。

《公益時報》：這是您個人的認識，還是在基金會已經形成了共識？

潘江雪：2015年，我第一次正式做戰略規劃時就邀請專家解讀政策。之後每一年開戰略會，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做政策分析。我的感受肯定是最深的，同時也不斷地向基金會同事傳導，所以現在同事們對政策也是高度關注的。

我們有一個專職的團隊在研究政策，包括公共管理、民政、教育、鄉村振興和黨的統戰政策，每個月都編寫內部政策研究參考報告。

事實上，真愛夢想內部已經形成了一種高度關注政策、深入理解政策的氛圍。我們的項目即便在最偏遠的地區也得到了政府的資金支持，這足以證明我們的項目符合政策要求。而且，一線的工作人員更是深切理解我們對政策關注的必要性。

你得在你的領域足夠專業

《公益時報》：你個人爲什麼對於政策倡導這樣感興趣？

潘江雪：從小在北京長大，有幸見證和參與了許多重要的歷史性事件，這使我深刻理解政策對於推動社會進步的巨大影響力。從投身公益事業之初，我就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標和方向。我沒有進入體制內工作，而是選擇了另一種方式來實現社會進步和發展，即通過公益事業，這爲我獲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間來實踐社會理想、推動社會問題的解決，以及社會共識的凝聚。

《公益時報》：您是如何成爲上海市政協委員的？

潘江雪：在擔任政協委員之前，由於真愛夢想所開展的工作在社會上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引起了政府有關部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關注，時常來真愛夢想進行實地調研，我認爲這可能是我得以被發現的原因之一。我們所做的工作和提出的解決方案，對社會問題的觀點具備專業的經驗和理論深度，因此得到了更廣泛的認可和關注。這也爲我帶來了許多參與各類活動的機會。

成爲市政協委員確實有一定的偶然性。然而，偶然中也存在着必然。因爲如果沒有真正深刻的見解和一線實踐經驗，即便被邀請參加的會議再多，也難以具備讓人信服和認可的力度。因此，在所從事的領域中保持專業性和深度是至關重要的。

《公益時報》：作爲上海市政協委員，您主要關注什麼？

潘江雪：我會堅持在以下兩方面提出我的意見和建議。

首先，針對青少年教育問題。隨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青少年數量的減少使得教育顯得愈發重要，尤其是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如何辦好青少年教育，已經成爲了一個備受關注的社會議題。

其次，針對老年人的問題。一方面，養老問題特別是低收入羣體和殘障人士的養老問題日益迫切；另一方面，很多老年人依然懷有服務社會和他人的熱情，他們對實現個人存在價值和自我價值的渴望是普遍的。

我將從我個人的角度以及作爲社會組織創始人的立場出發，就此提出相關提案。在制定這些提案的過程中，我們應當充分了解上海的基本情況、政策制定流程以及在社區養老服務方面所取得的進展。沒有深入的調研，就沒有充分的發言權，因此我們必須慎重對待，一步一步來。

此外，根據我個人觀察，公益同行對公共政策制定和傳導過程的認知往往過於簡單化，以爲提出意見就能立即得到回應和改變。實際上，一個部門的政策制定與修訂往往涉及到其他多個部門，而這些部門之間又存在職權劃分的問題。因此，我們需要認識到公共政策制定和修訂本身的複雜性和系統性，應以更加科學全面的態度和理性的思考來推動相關問題的解決。

建立信任且欣賞的

新型政社關係

《公益時報》：您覺得當下公益慈善行業在政策倡導方面主要存在哪些困難？

潘江雪：公益慈善領域缺少充分的對話平臺。擁有紮實經驗的公益工作參與者數量的稀少與脫節的話語交流導致了部門分割和工作難以高效推進。此外，不同領域間的溝通存在一定的障礙，而現行的信息傳播方式使得這一問題更加嚴重。爲了實現跨領域的交流和合作，需要打破固有的思維模式，加強不同部門間的對話和溝通。

《公益時報》：怎樣才能克服這樣的困難呢？

潘江雪：首先，我堅信，在黨的領導下，加快建立行業組織是解決共性問題的關鍵。通過集結各方的力量，我們可以一同提出行業的共性問題，並通過行業組織發出統一的聲音。作爲行業組織和樞紐型社會組織，我們有責任和義務去推動這一進程，爲行業發展貢獻力量。

其次，建立信任且欣賞的新型政社關係至關重要。首先，我們必須成爲一個值得被信任的夥伴。作爲社會組織的代表，我們的工作成果和行爲都需要值得被信任。這意味着我們需要在實踐中展現出真誠的意願，並真正幫助受益人。通過實際行動，我們才能贏得他人的信任，確立自己在行業中的地位。同時，我們需要創造出令人讚賞的成果。這要求我們發揮自身的優勢，做出別人無法替代的貢獻。我們不僅要做正確的事情，更要將正確的事情做好，以達到更高的標準。

在實現這些目標的過程中，“加強交流”非常關鍵。一方面，我們需要與政府部門工作人員進行更多的交流。通過深入的溝通，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他們的關注點和思考方式，從而更好地傳達我們的意見和需求。同時，我們需要了解他們對公益慈善的看法和期望，以建立互信關係。另一方面，我們需要與各界代表、委員保持交流。他們作爲社情民意的代表，擁有提案和推動政府關注的通道。即使他們不是公益領域的專家，但他們的意見和建議仍然具有價值。通過與他們的交流，我們可以獲得更廣泛的視角和有益的建議，從而更好地推動問題的解決。

最後，我們應始終注重抓好內部管理，確保自身的專業性和高效性。這是確保我們在行業中發揮作用的關鍵。同時，我們也應該關注與政府部門的溝通與合作，以推動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只有通過內外兼修，我們才能不斷提升自身的實力和影響力，爲行業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公益時報》：很多社會組織並沒有很多資源進行政策倡導，他們應該怎麼做？

潘江雪：需要“上得了廳堂，下得了廚房”。比如，在基層工作時，雖然可能無法直接影公共政策，但我們仍能通過優化街道工作流程來做出貢獻。我們需要學會與街道工作人員進行有效的溝通，確保他們明白我們的意圖，從而使街道事務得到妥善處理。同樣，在鄉村學校工作的情況下，應確保校長和教師能理解我們的觀點。我將其形容爲“上得了廳堂，下得了廚房”。

儘管許多事情超出了我們的能力範圍，甚至常常在做“超綱題”，但我們仍需專注於力所能及的事。當前，國家需要的可能是一羣關注實際問題、致力於實際工作的人。讓我們從基層做起，將小事做到極致，以此自下而上形成積極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