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續三天，每天下午5點準時蹲點小程序搶票。即使“刷新的手指都要抽筋”，但依然一無所獲，因爲中國國家博物館（以下簡稱國博）小程序一放票便秒沒。

在北京讀大學的李放（化名）今年暑假沒回家，因爲要給從老家來北京旅遊的父母當“地陪”，之前攻略做了一大堆，沒想到“連博物館和景區的門都進不去”。

不久前，李放將這段經歷分享至社交平臺吐槽，評論區不僅有很多遊客附和，還有不少“黃牛”放話——“要7月8日及以後故宮門票的跟我說”“13號及以後的速來，12號的全出了大豐收，90%出票率”“幾號幾位跟我說，我幫你安排”……

爲了不讓父母失望，李放還是“咬着後槽牙”從其中一名“黃牛”手中以198元每張的價格購入了3張國博門票，併成功帶着父母刷身份證進入國博。

暑期作爲文旅消費高峯期，各地知名參觀地點、旅遊景點的預約名額也越發緊俏。對於預約不到的一些遊客來說，“來都來了”，花錢從“黃牛”手裏購買本是免費的門票成爲其無奈的選擇。《法治日報》記者調查發現，這背後隱藏着龐大而縝密的產業鏈——有專業團隊研發搶票程序；有人員負責收集遊客身份信息用於預約；還有線上線下多渠道的倒票網絡，分工明確、環環相扣。

門票難約“黃牛”有門路

7月10日下午4點55分，記者登錄國博官方預約小程序，提前輸入個人身份信息，頁面停留在目標日期的預約入口。當天下午5點整，放票時間一到，記者刷新頁面，勾選好參觀人，立即點擊預約按鈕。

點擊後，頁面響應明顯延遲，持續顯示預約失敗。記者多次刷新預約頁面，卻只得到“當前預約人數過多，請稍後再試”的提示，其間雖短暫進入訂單提交頁面，卻再次顯示暫無餘票。約2分鐘後，頁面加載恢復流暢，此時所有可預約時間段均顯示“已約滿”。

一票難求，並非個例。當下，各地景點和博物館普遍實行實名預約制管理，然而，一些知名參觀地點、旅遊景點“預約難”的現狀愈發突出，不少遊客即使卡點搶也很難搶到。這種情況在暑期更爲明顯，不少“門票黃牛”嗅到了商機開始行動。

“幾人拍幾份，發我購票人姓名，身份證號碼，日期，聯繫電話就可安排預約，暑假到了，我們在逐漸漲價，越早下單價格越合適。”記者在某社交平臺上注意到大量“黃牛”發佈類似的文案。

在一名“黃牛”發來的價格單裏，原本免費預約的國博門票198元一張，而像清華北大等名校的參觀名額更是高達398元一位，若是一家人出來玩，單預約費很可能就要上千元。

還有“黃牛”表示，自己有內部渠道，“只要不閉館（區），基本100%出票，官網約滿了也可以幫搶”。

“所謂的內部渠道是‘黃牛’哄騙遊客的話術，當前大多數景點和博物館的放票機制是提前7天放票，即使官方小程序顯示已約滿，但是之後幾天的放票時間點依舊會釋出少量的迴流票，這纔是‘黃牛’約滿後依舊可以幫訂票的原因。”曾經從事過旅遊行業的餘先生向記者透露。

平臺引流“搶手羣”下單

這些“黃牛”是如何搶票賣票的？

“他們通常利用短視頻平臺以及各類社交平臺引流，再轉到社交羣等私域完成交易閉環，從而避開監管。搶票環節交由數量龐大的‘搶手’操作，從而減少被監管部門發現的可能，‘黃牛’則趁機從中賺取可觀差價。”手裏有多個搶票羣的“黃牛”陳寧（化名）說，“黃牛”往往會在各大社交平臺發佈與熱門景點相關的圖文或短視頻內容，暗示自己“有門路”“可代約”，等有人詢問後，會被引導添加其好友，再“看人下菜碟”進行報價。

“那種朋友圈比較精緻、感覺比較有錢的就在正常定價的基礎上報高一點，那種太磨嘰的比較摳搜的就說可以給他們打折，反正是無本生意，怎麼樣都有得賺。票價根據市場需求靈活調整——旺季暴漲，淡季‘打骨折’。”陳寧說。

收集到買家信息後，諸如陳寧這樣的“代搶羣”負責人會將訂單需求發佈至其組建的“搶手羣”中，幾十甚至上百個“搶手”同時蹲守搶票。“‘搶手’往往也是通過社交平臺招募而來。有一些大學生暑假時間比較空閒，只要在社交媒體上發‘適合大學生賺點小米（零花錢），沒搶到不花錢，搶到了有錢掙，純拼手速運氣’等類似文案，便會有想做‘搶手’的人主動私信，有時候一天就能招到幾十個人。”

“人多比科技好使，現在管得嚴，用腳本代碼搶票容易被檢測出來並被封號。一般‘黃牛’都會有好幾個‘搶手羣’，像我的話是有3個500人大羣，還有一個一百多人的小羣。”有“代搶羣”負責人向記者透露，一個500人的大羣，放票的時候運氣好能搶幾十張，一張票的利潤通常有幾十元。

當記者詢問搶票成功率如何時，得到的回答是——“只要‘搶手’多，基本可以達到百分之八九十，完全夠用了，更何況人工搶不到，直接上科技，幾乎百分百能搶到”。

據其透露，這種“隱祕”搶票科技只被少數人掌握，“這都是內部的腳本，人家根本不賣，只能找他們合作，換算下來用科技搶一張票需要支付的價格比‘搶手’的佣金高多了”。

招募“票務員”拓展業務

在今年這個暑期旺季，陳寧在向同行取經後決定“薄利多銷”：碰上訂單高峯期時，臨時招募少數的“票務員”拓展業務。這些“票務員”負責在社交平臺上找客戶聯繫出售門票，“比如那些搶不到門票的遊客帖子下評論區的留言一般都是這些專職‘票務員’發的，他們聯繫到客戶後從我這裏拿票，成本爲票價+手續費”。

以故宮門票爲例，陳寧的收入是這樣計算的：票務員需要付給陳寧至少90元的拿票價（含門票費60元+手續費30元），“我的賺頭便在這30元‘手續費’裏，支付給‘搶手’15元的搶票費後，剩餘15元即爲其到手的純利。票務員願意賣150元還是200元和我沒關係，那是他們的賺頭，我就是穩定收入每張15元，這是‘無本買賣’。儘管‘單張利潤下來了’，但‘量上去了’，總利潤不降反增。不過，過了暑期，我還是會自己聯繫客戶引流，畢竟那時候需求量下來了”。

“門票黃牛”，爲何年年打擊年年有？

在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田剛看來，市場需求大，自然會衍生出相關的黑灰產業鏈條。而黑灰產業鏈的特徵之一，就是會根據監管和防控的變化進行動態調整，不斷自我更新。雖然針對“黃牛”產業鏈的技術監管一直在優化，但應該認識到，目前實名制僅能防控的是“黃牛”提前搶票、囤票然後對外倒賣票證的行爲，而目前“黃牛”產業鏈的最新發展是提供個性化的“票務服務”，即有需求的客戶提前提供實名信息，由“黃牛”精準代搶各類票證的服務。此種模式下，實名制驗證等身份識別技術無法有效進行防控。

“這種依靠真人突破身份認證要求的手段是網絡黑灰產治理的痛點，單靠技術治理並不能完全解決這類問題。因此國家層面的監管部門要承擔核心的監管協調功能，確保線上和線下齊發力，形成對‘門票黃牛’的有力打擊。”武漢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敬力嘉說，遏制“門票黃牛”的治本之策在於，應當將公衆獲取票證的方式變得多元化，避免線上預約成爲唯一的渠道。具體而言，各景點和博物館可以根據自身情況，採用人工、系統相結合，場館、人羣分級分類等方法，制定更合理的預約規則。

作者｜法治日報全媒體記者 趙麗 實習生 宋昕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