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紐約客》雜誌2月23日文章，原題：爲什麼世界盃會讓人感覺像戰爭  國際足聯成立於1904年，由多個歐洲國家共同發起，於20世紀20年代逐漸發展壯大。“世界盃之父”儒勒斯·雷米特曾抱有理想主義願景：用體育團結世界、改善貧困、超越政治現實。由此英國體育經濟學家西蒙·庫珀在其新書《世界盃狂熱：9屆賽事的足球之旅》（2026年出版）中講述了足球如何改變世界的故事。

儘管國際足聯問題重重，庫珀依然是世界盃的狂熱追隨者。他親臨過9屆賽事，這本書不僅是賽事記錄，也是關於歷史、民族文化與政治的隨筆。1978年，8歲的庫珀在電視機前觀看世界盃；他記錄的最後一屆是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那年冠軍是阿根廷，亞軍是法國。坐在貴賓席上的，則是阿拉伯國家的億萬富翁。他寫道：“世界盃呈現的是另一種國際等級秩序。”

庫珀爲何仍如此迷戀足球？他說：“很多人愛世界盃，其實並不完全因爲足球。”這話不難理解。1988年歐洲盃半決賽，荷蘭終於在重大賽事中首次擊敗德國。那個週末，阿姆斯特丹街頭站滿了慶祝的人。

庫珀出生於烏干達，父母是南非人，他在荷蘭和英國長大，如今是法國公民，但他仍熱愛穿着橙色球衣的荷蘭隊。他認爲1974年世界盃決賽荷蘭隊輸給西德的失敗並不那麼重要，因爲荷蘭踢得更漂亮，是“道義上的勝者”。但事實是，很多荷蘭人非常在意輸給德國這件事。

當時的荷蘭主帥裏努斯·米歇爾斯曾說：“足球某種程度上就像戰爭。”這或許有些誇張，但與網球、游泳等項目相比，足球確實更容易激發原始的部落情緒：揮舞旗幟、臉上塗着油彩、齊聲吶喊、向對手挑釁，這些都可能演變成暴力。1969年甚至爆發過真正的戰爭——發生在薩爾瓦多與洪都拉斯之間的足球戰爭（在世界盃預選賽的決勝局，洪都拉斯因1球惜敗於薩爾瓦多。輸球當天，兩國斷交，並很快發展爲戰爭——編者注）。

庫珀曾在多個國家生活，因此他對球隊以及球迷的文化和怪癖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認爲，二戰之後，足球在歐洲逐漸取代戰爭，成爲民族自豪感的來源之一。那些在公共領域被壓抑的情緒，在球場上得到了釋放。這種情緒有時是狂歡式的——荷蘭球迷常常身着橙色球衣、頭戴奶酪模型，法國球迷則愛高舉着活公雞（高盧雄雞）助威。有時則更爲粗暴——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英國“足球流氓”臭名昭著，在歐洲各地滋事。

不過，21世紀的足球發生了變化。歐洲各國隊伍日益多元化，例如西班牙足球運動員拉明·亞馬爾，母親來自赤道幾內亞，父親是摩洛哥人。職業足球已發展成爲成熟的國際體系，俱樂部層面的足球發展更是全球化：曼城、巴黎聖日耳曼等足球俱樂部由跨國資本控制，球員來自世界各地。

這一變化趨勢改變了世界盃的格局，但球迷的激情並未消退。即便球隊由外籍球員組成，球迷依然保持強烈的認同。如今，歐洲足球的暴力事件已明顯減少，“足球流氓”似乎也顯得有些格格不入了。重要比賽的高昂票價對觀衆羣體進行了篩選，或許能解釋這一現象。     

然而，隨着近年來大西洋兩岸右翼民粹主義的興起，曾經侷限於足球場的仇恨、種族主義和排外情緒，似乎已轉移到更廣泛的政治舞臺。如今，只要付得起票價，人們就可以舒適安全地觀看足球比賽，那些粗暴情緒和野蠻行徑也許轉移到了更危險的地方。（作者伊恩·布魯瑪，朱迪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