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深圳市在垃圾分類領域開展了廣泛的探索和實踐。2023年是“深圳市蒲公英計劃垃圾分類公衆宣教計劃”推出的五週年。11月6日，“蒲公英計劃”垃圾分類志願服務的實踐探索——暨垃圾分類志願服務與社會治理研討會在北京召開。研討會圍繞深圳“蒲公英計劃”在垃圾分類志願服務和社會治理領域開展的實踐探索展開研討，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清華大學、人民大學、廈門大學和中山大學的多位專家學者，和國內公益組織代表出席會議並就深圳市“蒲公英計劃”在垃圾分類志願服務活動中的實踐經驗和工作模式展開交流，爲併發言，共同探索以志願服務推動垃圾分類宣教和實踐，以及推動社會治理創新上的新路徑。未來，深圳還將進一步探索具有深圳特色的垃圾分類宣教模式，爲全國其他地區開展垃圾分類工作貢獻深圳經驗。

經驗總結：“蒲公英計劃”垃圾分類志願服務的實踐探索

2018年6月開始，深圳市以“文明習慣養成”爲切入點，按照政府推動、志願先行、基層發動、全民參與的工作思路，創新開展垃圾分類宣傳教育“蒲公英計劃”，持續發力、久久爲功，當前深圳市生活垃圾分類宣傳教育逐漸體系化、規模化、常態化、智慧化，走進千家萬戶、深植人心。在五週年之際，研討會希望在總結提煉“蒲公英計劃”的經驗做法的基礎上，圍繞垃圾分類領域的研究型和實務型議題展開研討，爲更多城市的垃圾分類治理提供經驗借鑑。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志願服務研究中心常務副祕書長田豐及團隊成員介紹了有關“蒲公英計劃”的研究發現。研究首先回顧了深圳市在垃圾分類領域的政策背景和發展歷程，隨後重點介紹了“蒲公英計劃”推進公衆宣教的模式和經驗，解析了“五社聯動”模式的兩個核心，及其如何構建高效、協同的多方參與體系，最後，探討了“蒲公英計劃”如何充分利用志願服務提升社會治理的綜合能力等問題，爲參會人員提供一個全面的介紹和分析，同時也爲推動垃圾分類實踐研究、生態環保志願服務和社會治理等領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實踐參考。田豐指出，垃圾分類的實踐和社會治理仍是一個前沿性的研究問題，需要社會學、管理學、環境科學、法學等多個學科的研究者共同關注、參與並深入探討。多學科的交叉研究範式，研究者們能更爲全面和深刻地理解垃圾分類這一公共問題的本質，找到更爲有效的解決方法和治理策略。

集思廣益，探索多元共治新模式

來自全國多所高校的專家學者圍繞推動垃圾分類的社會政策與行動策略、垃圾分類的公衆教育與宣傳、五社聯動下的垃圾分類宣傳與實踐以垃圾分類創新社區治理等議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

來自清華大學的劉建國教授指出，“蒲公英計劃”的核心是關注人本身。人的現代化，纔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過去我們做垃圾分類，只看到了垃圾，而忽視了人的因素。而現在，我們需要改變這個觀念，我們需要既看到垃圾，也看到人。只有通過做人的工作，我們才能真正地實現垃圾分類的目標，實現垃圾的減量化，讓我們的社會更加可持續。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社會與民族學院的趙一紅教授從垃圾分類的公共參與議題上分享了一些看法。她提出了黨建引領是推動公衆重視和參與垃圾分類的一個重要工作機制，在實際的工作中要注重從關鍵小事上出成效、細化黨建品牌、強化黨員示範機制，做好主流媒體的宣教宣發工作。

同樣針對這個主題，阿牛公益發展中心的理事長唐瑩瑩老師也結合自己的公益實踐發表了看法。她提出，蒲公英計劃展現了在多方參與的過程中的很多關鍵議題，如行動邏輯、主體角色、挑戰及克服方式等，這些都是一線行動者迫切關注的內容，對於想要在其他城市開展垃圾分類實踐的社會組織和個人來說，明確參與點、介入時機、對接對象以及對接平臺等細節是至關重要的，她期待未來能有更多的研究去深度挖掘這些細節。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房莉傑教授結合自己在蘇南地區開展垃圾分類主題調研的經歷談到，垃圾分類的社會政策可稱爲日常行爲型政策，它與一次性動員政策不同，更注重長期行爲方式的轉變和新社會秩序的建立。從“蒲公英計劃”可以看出，內化行爲規範和外部制度保障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教育知識內化行爲規範的一部分，而外部制度保障則需要政府來實施，在實施過程中，既要警惕政府行爲對社區熟人關係和整個社會團結的破壞。也需要注意在動員志願者的過程中，不要破壞社區的熟人關係。

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的黃承梁研究員在生態文明建設領域已深耕多年。他首先介紹了十八大以來我國在生態環境保護方面取得的歷史性、根本性轉折，以及垃圾分類方面所做出的貢獻。隨後支持，垃圾分類工作應該上升到國家戰略的層面，用系統思維、戰略思維來應對，以實現生產方式的轉型和生態文明建設的目標。

廈門大學的黃曉星教授提出，在垃圾分類工作中，五社聯動的基礎依然是共識，包括利益共識和公民共識，而聯動機制需要政府、企業、社會組織等多方參與，從“蒲公英計劃”的開展過程可以看出，政府扮演着超然存在的角色，在不斷地爲社會主體發揮作用創造條件。同時，專業力量的支撐也很重要，社工機構可以作爲支撐主體之一。總而言之，五社聯動成功的關鍵在於各主體之間達成高度共識，並形成有效的聯動機制，避免聯而不動，或者動而不聯。

中山大學的夏循祥副教授認爲，深圳市在很多方面做到了意識先行，在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環保領域，這種意識形態先行的做法比運動式的治理更爲有效。在垃圾分類的公衆宣教公衆中，意識形態的轉變和科普教育的推進是垃圾分類和垃圾處理的關鍵，需要關注教育的一致性和重複性，深圳作爲一個特殊案例，需要在推廣其經驗的同時關注哪些條件可以讓這些經驗實現從特殊化到普遍化的轉變，讓更多的城市學習和借鑑。

中國城市環境衛生協會的劉曉博士從全球治理的角度對蒲公英計劃及中國未來的垃圾分類實踐進行了展望。她認爲，從全球來看，各國在垃圾管理上的發展歷程相似，初期以處理爲主，後期逐漸轉向治理體系的建立。垃圾管理願景是從上往下，希望避免產生垃圾，但實際上發展是從下往上，先滿足基本需求和要求。政府在垃圾管理中先做好兜底，建設好設施。與國際相比，中國垃圾處理投資和設施建設力度大，城市和縣城的垃圾無害化處理率接近100%。未來挑戰在於如何通過垃圾分類促進資源節約型社會和綠色可持續發展。

會議最後，本項研究支持機構萬科公益基金會副祕書長劉源博士在會上表示，作爲一家致力於社區低碳發展路徑探索支持的公益機構，萬科公益基金會希望助力蒲公英計劃等優秀實踐經驗爲更多地區所借鑑，爲實現生態文明建設目標和美麗中國的打造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