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法蘭克福匯報》4月8日文章，原題：全球垃圾交易，一次性繁榮的反面   印度尼西亞海灘上的塑料堆、加納首都阿克拉燃燒的電子垃圾，這些景象成了21世紀全球化的象徵，在新的層面呈現出古老的發展差距。全球青年抗議氣候問題的訴求中，也包含了對於那些死於塑料垃圾的海洋動物的同情。“有毒垃圾”這個說法，仍然觸動着見識過20世紀80年代電視報道的那一代人。

然而，這些環境問題是如何系統性關聯的，背後的驅動力又是什麼，衆多專業文章並沒有給出答案。常駐希臘的記者及作家亞歷山大·克拉普在其著作《垃圾戰爭：一個全球數十億美元產業的深層黑幕》（2025年出版）中寫道：“爲了我們的垃圾而戰”，他對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垃圾貿易進行了廣泛的全球性報道，利用各種資金來尋找多元經濟。克拉普一路跟着線人和當事人，穿過垃圾堆，在發達國家的消費行爲與南方落後國家的接收狀況之間發現關聯。

在危地馬拉，克拉普遇到了20世紀80年代美國掩埋有毒垃圾的目擊者，雖然歷史的痕跡已難以追蹤，但這位目擊者仍能回憶起那些早年間還算合法，事後並未遭受制裁的垃圾走私行爲。在加納，克拉普待了好幾個星期，親眼見到來自歐洲的冰箱和電纜是如何被當地人分解出有價值的材料，但當地人卻在垃圾焚燒時暴露在“史上最致癌的煙霧”之中。

“國際垃圾貿易以‘最無害的方式’，將全球最富裕國家的垃圾轉移到這些不具備應對能力的落後地區。”克拉普在該書序言中寫道，如果情況越來越惡化，背後甚至還潛藏着犯罪。關鍵在於，西方國家已無法控制本土垃圾的產生，企業的循環回收承諾也很少兌現。塑料的確給世界帶來了便捷，但從長遠角度看，它們對未來生產並無太高價值，克拉普不禁感慨：“我們用短期便利換來了長期的環境災難。”

書中的垃圾貿易故事寫得很好：事實豐富，故事具有戲劇性，讀起來有趣。在書中，克拉普會介紹那些被垃圾貿易荼毒的受害者，然後再借此提供背景信息，並詳細講述當事人的故事。克拉普將資金用於前往土耳其、加納、印尼和危地馬拉的旅行，並進行檔案研究，深入闡述他的研究課題。克拉普還收集了大量國際性報紙、書籍出版物作爲資料和參考，並將當今的環境問題與20世紀80年代之後的政治決策關聯起來。

這種詳盡的、富有啓發性的創作態度，最終揭示了令人震驚的事實——例如那艘老舊貨輪“希安海號”的經歷：它在數度更名後，在全球大洋上航行了兩年之久，即便運往那些慣常接收廢棄物的國家，也無法將來自費城的垃圾傾倒處理，最終只得返回美國。此外，還有來自德國和法國的電器，被運到西非拆解，只爲榨取最後的價值，而當地人卻付出了健康的代價。

不過，克拉普的批評態度有時也會存在侷限性，例如循環經濟其實並非處處失敗，一些新生的初創企業正在取得進展，解決部分問題。此外，對垃圾性質的科學分類也有助於對哪些垃圾可回收，哪些不可回收做出完整的評估。

但總的來說，作者還是通過他出色的敘事能力，呈現出前人未寫的關聯性：爲何垃圾可以成爲貿易的對象？在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之後，世界爲何對垃圾進口的依賴度越來越高？西方國家又爲何對此越來越喪失羞恥感？《垃圾戰爭》揭示了各類改革往往僅能觸及冰山一角，從土耳其到印尼，一些當地民衆冒着巨大風險，通過拆解船舶鋼材、處理歐洲大城市的嬰兒紙尿褲等垃圾牟取利益。這類場景在印尼最爲明顯，當地有兩個地區竟爲爭奪垃圾貨運量而相互競爭。

造成這種局面的根源在於西方的生活方式——即一次性消費的社會習慣。目前，仍有買家願意接收這類垃圾，因此那些難以回收的石化垃圾製品，正日益成爲食物鏈中的一大隱患。克拉普在其書中展示瞭如何使用敘事新聞來精準呈現全球性的環境問題。（作者菲利普·克羅恩，董銘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