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駐日本特約記者 初欣 環球時報特約記者 王輝 盧婧】編者的話：日本自衛隊現役官員日前持刀強闖中國駐日使館、威脅殺害中國外交人員一事，再次凸顯日本極右翼思潮和勢力的猖獗。二戰後，日本的極右翼和軍國主義理念，非但沒有被清除，反而從邊緣走向主流，引發的危害也從日本國內擴散至國際範圍。這種極右翼的“癌變”並非一朝一夕發生的，而是深植於戰後未徹底清算的歷史病竈，在冷戰、泡沫經濟破裂及地緣政治博弈的催化下持續擴散，如今明顯已從思想滲透演變爲暴力外溢，成爲侵蝕日本社會、毒化地區穩定的惡性腫瘤。
播放舊日本軍歌的極右翼街宣車橫行東京
如今在東京街頭，不時就可目睹極右翼思潮與勢力的猖獗。2月11日是日本的“建國紀念日”。今年的這一天，日本左翼團體在東京澀谷站附近舉行集會和遊行，但真正主導氣氛的卻是多輛極右翼街宣車。《環球時報》駐日本特約記者看到，極右翼分子開着黑色的街宣車在該站周邊反覆巡迴，他們播放的軍歌和口號聲響徹街道，內容包括對左翼的尖銳批判和所謂“愛國主張”，整片區域瀰漫着緊張氛圍。
類似的場景在各類場合不時上演。近年來，在每年2月22日的所謂“竹島日”（日本和韓國爭議領土，韓國稱“獨島”），日本極右翼團體經常會出現在韓國駐日本大使館前或在使館周圍巡迴。他們駕駛的車輛配備擴音器，會用日語或韓語交替喊話，要求韓國撤出該島嶼。一個國家的使館前常年被極端分子騷擾，這在國際外交中實屬罕見。此外，在進步團體舉行的反修憲等活動現場，極右翼街宣車也是“常客”，目的是破壞這些活動。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法律雖對噪音有所限制，但在實際執法活動中，警方多對上述行動聽之任之。當極端羣體可以開着大喇叭在街頭橫行，當執法者對懸掛“旭日旗”的街宣車視若無睹，日本極右翼勢力的猖獗已不再是隱憂，而是赤裸裸的現實。
從隱性殘留到制度化，日本極右翼思潮從邊緣走向主流
極右翼思潮在日本陰魂不散甚至不斷擴大，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包括二戰後對日本軍國主義清算不徹底、冷戰時期美國對日本的利用、泡沫經濟崩潰後日本人的身份危機，以及近年來的地緣局勢刺激。
二戰後初期，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清算具有明顯的侷限性，清算對象集中於少數高層戰犯，大量中下層軍政人員以及意識形態傳播者未被處理。之後，隨着冷戰格局的迅速形成，美國出於“遏制共產主義”的戰略需要，很快調整對日政策，允許並扶持原有保守勢力迴歸政治舞臺。這直接導致日本戰前體制中的官僚以及各界極端勢力重新活躍，其所承載的種種反動和危險思潮也隨之保留。
與此同時，戰後日本的反思並未深入社會層面。儘管憲法確立了和平主義原則，但這一制度更多體現爲外部壓力下的被動安排，而非內生的日本社會共識。在教育與歷史敘事中，日本對侵略戰爭的反思往往被弱化爲“國家走向錯誤道路”的抽象表述，而非對侵略責任的具體追究。這種模糊化的處理，爲之後極右翼否認或淡化侵略提供了認知基礎。可以說，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日本極右翼思想並未消失，而是轉入隱性狀態，成爲潛伏於社會層面的意識形態“保留帶”。
進入冷戰時期，日本逐步確立以自民黨爲核心的長期執政結構（即“1955年體制”）。在這一階段，極右翼思想並非單純邊緣化，而是在“反共優先”的國家戰略中獲得某種功能性空間。對內，強調國家秩序、天皇象徵與社會穩定；對外，則強化與美國同盟關係，以對抗社會主義陣營。在這一框架下，日本部分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意識形態被重新包裝爲“國家利益”與“安全需求”的組成部分。同時，靖國神社問題逐漸凸顯。一些日本政治人物通過參拜靖國神社爲日本軍國主義招魂，但這一行爲在日本卻被極右翼勢力歪曲爲“傳統文化”。這不僅削弱了歷史反思的嚴肅性，也使日本極右翼話語在社會中持續存在。
上世紀90年代經濟泡沫破裂後，日本陷入長期的經濟低迷，該國民衆普遍出現“國家地位下降”的焦慮。在這一背景下，圍繞國家認同的討論迅速升溫，極右翼思想借機從邊緣重新走向公共討論空間，其突出表現是歷史修正主義的系統化發展。一些日本團體和人士開始公開質疑既有戰爭敘事，試圖否認或淡化侵略行爲以及戰爭罪行，例如對南京大屠殺、強徵“慰安婦”問題的否認或重新解釋。
與此同時，“普通國家論”逐漸興起，主張日本應擺脫戰後體制束縛，成爲能夠行使完整軍事權力的“正常國家”。這一主張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日本部分民衆的訴求，使極右翼理念開始向日本政治主流滲透。教科書篡改行動、政治人物參拜靖國神社等事件，標誌着極右翼思想已不再侷限於日本街頭組織或邊緣團體，而是進入制度與政策討論層面，從“社會邊緣”向“政治議程”轉變。
2012年以後，以安倍晉三爲代表的政治力量上臺，使這一趨勢進一步加速。與此前階段相比，其重要變化在於極右翼理念不再停留於話語層面，而是通過制度設計與政策實施加以固化。在安全領域，通過對“和平憲法”第九條的解釋修改，日本逐步解禁集體自衛權，並通過安保法案擴大自衛隊海外行動範圍。這標誌着戰後日本長期堅持的“專守防衛”原則出現實質性鬆動。
從暗殺本國政要到襲擊外國使館，極右翼暴力不斷擴散
遼寧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陳洋認爲，日本極右翼思潮的演變和蔓延並非簡單的“復活”，而是一個不斷重塑形態的動態過程。從戰後初期的隱性殘留，到冷戰時期的功能性存在，再到後冷戰時代的顯性復甦，直至近年來的制度化推進，其發展軌跡清晰地反映出歷史、制度與現實政治的交互作用。
日本極右翼流毒帶來的危害範圍也逐漸擴大。上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日本極右翼分子以駭人聽聞的暗殺和恐怖事件奠定了其暴力基調。1960年，極右翼青年山口二矢在東京公然刺殺了正在演講的社會黨領導人淺沼稻次郎——這是戰後日本首起針對政治領導人的當衆刺殺。同年，受黑幫協助的極右翼分子衝擊日本國會，襲擊左翼人士。1961年，一名極右翼團體少年僅僅因爲一篇關於天皇的文章而暴怒，試圖刺殺某出版商的妻子，最終誤殺一名女傭。1987年，《朝日新聞》一名記者在神戶附近的報社辦公室遇襲身亡，某極右翼團體隨即宣稱對此負責。
從上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日本極右翼開始系統性地使用暴力恐嚇來壓制批評聲音和進步言論。1994年，一名極右翼分子向日本前首相細川護熙開槍，後者此前因承認日本的侵略歷史而成爲右翼的眼中釘。2000年6月，右翼分子毆打兩名雜誌編輯，原因僅僅是他們未在當時的日本皇太子妃雅子姓名前添加敬稱。
國際媒體對此高度警惕。《華盛頓郵報》、英國《金融時報》當時紛紛發文，認爲日本的一些動向“與20世紀30年代的情形如出一轍”。極右翼的猖狂活動，目的就是讓所有反對他們的人沉默。就連自民黨前幹事長加藤紘一也未能倖免。2006年8月，一名攜帶刀具和大量煤油的極右翼分子燒燬了加藤紘一老家的住宅，加藤97歲的老母親因爲外出散步才躲過一劫。據稱，嫌犯行兇的原因是加藤曾對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表示質疑。
更具象徵意義的是2006年發生的“JIIA評論”事件。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主辦的網上刊物《JIIA評論》的編輯玉元勝發表了一篇文章，以日本國內反華言論氾濫和小泉再次參拜靖國神社爲例，對日本新興“鷹派民族主義”的上升勢頭表示擔憂。對此，極端保守的日本《產經新聞》社論撰寫人古森義久立即指責該文“反日”，並要求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裏春幸夫公開道歉。裏春幸夫竟然照辦了，還致信《產經新聞》編委會“請求原諒”，並承諾徹底“反省”。對此，《華盛頓郵報》評論稱，日本一羣渴望回到20世紀30年代軍國主義時期的右翼極端分子，正在向主流圈子靠近，並開始攻擊持不同意見的人。
日本極右翼的暴力活動進一步升級，還表現在開始直接針對外國機構和民衆。2004年4月23日凌晨，名爲“日本皇民黨”的極右翼組織成員中釜信行駕駛一輛大型宣傳車，衝撞中國駐大阪總領館大門，造成大門嚴重受損、無法轉動。車輛起火導致領館內部煙霧瀰漫。這是一起直接危及中國外交館舍及人員安全的嚴重事件。中方對此表示強烈譴責，對日本警方未能防止肇事表示強烈不滿。
近年來，在排外思潮的影響下，日本針對中國公民的暴力事件頻發。去年7月31日，兩名中國籍男子在東京街頭遭4名不明身份男子持鐵棍襲擊，頭部嚴重受傷。2026年2月18日，一名中國香港遊客在日本北海道札幌市內某餐廳用餐時，遭一名日本男子毆打致傷。
反噬日本，對地區穩定構成挑戰
日本極右翼勢力的危害，遠不止於對外國機構和公民的暴力衝擊。在其瘋狂排外與極端民族主義敘事的裹挾下，日本社會正承受着日益嚴重的內傷——從街頭對立與經濟困境，到國際合作受阻，乃至可能動搖戰後國際秩序的根基。
在日本各地，進步團體正持續譴責極右翼意識形態，並用遊行活動來對抗極右翼的反移民集會。據新加坡亞洲新聞臺報道，43歲的東京餐館老闆藤森太一（音譯）是進步集會上的熟悉面孔，但他的行動付出了沉重代價：其餐館頻繁接到騷擾電話，餐廳在網上的評分也被惡意打低。藤森最擔心的是仇恨和歧視的門檻正在不斷下降，“仇恨言論如果放任不管，會導致人們被殺……我們現在已經到了那個階段”。
極右翼勢力高喊“日本優先”、拒絕外國勞動力的同時，日本經濟卻面臨着嚴酷的人口減少現實。根據日本國際協力機構2022年的一項研究，到2040年，爲了實現每年1.24%的經濟增長率，日本需要的外國勞動力數量爲670萬人，比目前已有的多出數倍。專家表示，如果沒有這些勞動力，包括農業、漁業和服務業在內的日本經濟將會陷入癱瘓。
極右翼的排外敘事不僅影響國內政策，更已開始實質性地破壞日本與其他國家的正常交往。2025年9月，由於社交媒體上關於即將湧入大量非洲移民的虛假信息，日本出現抗議活動，致使該國政府主導的旨在加強日本與非洲四國文化交流與經濟合作的倡議被迫中止。
陳洋認爲，在全球民族主義回潮背景下，日本極右翼敘事可能與某些國家的排外主義形成共振，加劇對多邊主義與國際規則的衝擊。從更宏觀角度看，日本極右翼思潮的擴張，還可能改變地區權力結構的運行方式。東亞長期依賴經濟合作與相互依存維持相對穩定，一旦安全議題被不斷放大，經濟合作邏輯或被地緣政治邏輯所取代，區域合作空間收縮，衝突風險上升。這不僅不利於中日關係改善，也會對整個亞太地區的穩定構成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