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節前後，一批揭露歷史真相的影視作品集中上映，引發了廣泛的社會關注。電影《731》9月18日首映當天，觀影人次達914萬，票房突破5億。除了題材本身喚起的強烈情感，這一數字同時透露出人們對真相被掩蓋並最終重歸公共記憶的強烈認同。
這是被稱爲“黑匣子”的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建在731部隊的舊址之上，“黑匣子”寓意其隱藏着不爲人知的祕密。身爲館長，過去數十年的時間裏，金成民的首要任務，是從瓦礫與謊言中，打撈歷史的真相。
80年前，日本戰敗投降前夕，出於掩蓋罪行、銷燬證據的目的，731部隊的核心人物石井四郎下令炸燬了731的大部分建築。40年後，僅存的原731部隊辦公室，一棟170平方米的小樓，成爲“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
二戰後，蘇聯進行的伯力審判；日本作家森村誠一撰寫的《惡魔的飽食》都指向，侵華日軍第731部隊是侵華日軍策劃、組織和實施細菌戰的核心機構，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生物武器研製的大本營。
金成民和同事找到曾在731部隊外圍服勞役的倖存者，他們有着共同的記憶：一條專用的鐵路線，從外面運到這裏的不是物資，而是一車車被捆綁的活人。所有人都說，沒有見過那些人活着走出來。但是受害國國民的講述，只能作爲證據的一部分。加害者的證言，是證據鏈條不可或缺的一環，金成民萌生了去日本開展跨國取證的想法。
當年，731部隊撤退之際，所有人員都接到命令，要把在這裏發生和做過的事情帶到墳墓裏。所以，讓731部隊原隊員開口，需要克服重重阻力。
這個講述人，就是當時在731部隊進行活體解剖的軍醫，大川福松。說出這段歷史時，他已經95歲。大川福松是在和金成民第三次見面之後，終於同意說出自己當年做過的事情。
侵華日軍第731部隊原軍醫 大川福松：我親自參與了活體解剖。開始的時候不做就不給飯喫，因爲這是命令，漸漸地人就會變了。
曾經親自向731部隊押送活人的，原關東軍大連憲兵隊隊員三尾豐，在去世前也站了出來，講述了當年參加特別移送的經過。而這次講述也成了一次關鍵旁證。
原關東軍大連憲兵隊隊員 三尾豐：我的任務是把他們送到哈爾濱火車站，讓他們一個挨一個坐下，這樣押送。在哈爾濱火車站設有很少有人出入的出口，出站後裝上漆黑的、沒有窗子的卡車，“馬路大”被用於人體實驗材料被送進731部隊，並被強行用於人體實驗的事實，這是人所共知的。“馬路大”也絕對不可能活着走出731的。
金成民：根據我們拿到手的，當時在中國保存的檔案，讓他去認定這個事兒是不是他乾的。他最後承認了，這是他在大連憲兵隊期間破獲的地下情報站，17個人被抓，有4個人被他親自送到了731，而且，他回憶的名字和我們檔案的名字一樣。
金成民所說的檔案，指的是他在黑龍江省檔案館發現的“特別移送”檔案，意思是對抓獲的抗日人員進行祕密審訊後，祕密移送至731部隊做“人體實驗材料”。這份檔案成爲日軍731部隊進行活體實驗的書面鐵證。而三尾豐的證言讓證據鏈更加完整、堅固。
金成民：所以731部隊人體實驗的罪行就進一步固化，實現了有證據有支撐，能夠做實做可靠的這種程度。不僅找到了檔案資料，而且也從跨國取證期間找到憲兵的旁證當中，確認了這個資料和歷史的事實完全吻合。
歷經25年的調查取證，金成民和團隊採訪了45名原731部隊的成員和80餘位細菌戰的受害者及家屬，形成了海量的口述影像與檔案資料。而這份龐大的證據拼圖，還需要最關鍵的一塊：加害者重返現場的指認。
2024年8月，這塊拼圖出現了。經過長時間的準備，原731部隊成員清水英男，79年後重返哈爾濱。他的任務是僅憑記憶，在遺址現場進行指認。
侵華日軍第731部隊原隊員 清水英男：肚子裏有孩子的孕婦的標本，人體的手部，胃腸內臟器官，腦部等。
歷史原因導致731部隊逃脫了戰後國際法庭的審判，真相被系統性地掩蓋，因而揭示真相不得不突破種種限制，並註定是漫長而艱苦的。金成民認爲，時至今日，如果將731比做一個案件，破案的指向仍然是不斷地向世人證明，在日本侵華戰爭期間，731部隊犯下的人體實驗確有其事，罪行成立。
隨着認識的深化，731遺址的定性、定位愈發清晰。但如何突破物理空間的限制，讓這段歷史走出遺址、走向世界，成爲金成民面臨的另一個重要課題。
金成民：作爲一個博物館，儘管對外開放，但是每天能夠承載的觀衆數量有限。我記得在十年前我們進行了測算，當時我們的觀衆年入館不到100萬人，假如按100萬觀衆算，我想讓中國的14億人都來到這個館，需要1400年，所以當時我們就想，什麼樣的方式能夠有更大的傳播效應？電影是不是可行的？這是我們對電影拍攝一個最早的思考。
對於金成民而言，這並非一次簡單的選擇，而是一場更爲審慎的託付。多年來，前來洽談的導演與編劇絡繹不絕，其中就包括長春電影製片廠的年輕導演趙林山。
金成民：他來的時候應該說是一個團隊行爲，不是一個人來。他的目的性說得也很明確，就是讓更多的人知道731部隊，有這樣的一個犯罪事實。他的目的性和我的目的性也能夠吻合。
用電影的方式表現731這個題材，無論是作爲電影歷史顧問的金成民，還是作爲導演兼編劇的趙林山，兩個人共同面臨的最大挑戰，依然是“證據”。
電影《731》導演 趙林山：我所有的資料，包括收集的證據，可以自己成立一個小型的罪證館。包括我們後來去日本拍的那些搶救式的，原隊員的一些證詞、證言等等。
在一次跨國尋證的經歷中，身在日本的趙林山聽到了一個聲音：“捱打的人都忘記了，打人的人還需要記得嗎？”這句話，讓趙林山將“遺忘”視作另一場侵略。
趙林山：這不僅僅是一部電影，它是移動的731罪證陳列館，很多人現在還沒有機會和機遇，走到哈爾濱平房地區看到這樣的遺址。那我們用電影的方式，不僅僅讓我們中國人看到，也讓更多人、世界的很多人看到。我們希望能夠達到更多的共識，團結更多愛好和平的人士，守正未來的歷史，這是這部電影的意義。
從遺址到銀幕，這既是歷史學者與電影導演的一場使命接力，也是一代人對歷史的回應。
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的出口設計有着深刻的寓意，參觀者在狹長的通道中前行時，洞口的自然光逐漸增強，而出口正對着731部隊的舊址，旨在提醒參觀者，光明的當下建立在對黑暗歷史的正視之上。
記者丨古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