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好萊塢大片在中國以及全球電影市場的競爭力大幅下滑，正在成爲人們觀察美國軟實力變化的一個重要參照。美國軟實力爲何下降？更多轉向硬實力將會帶來何種影響？本期“環球圓桌對話”邀請三位學者就這一話題展開討論。

張頤武：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李海東：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

馬博：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

好萊塢式微具有“指標性意義”

張頤武

從20世紀初算起，好萊塢稱霸世界電影行業已經一百多年，可以說是世界上唯一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電影工業體系。好萊塢電影的興起與當時美國整體實力的快速提升同步，正是在19世紀末，美國取代英國成爲世界第一工業大國。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者約瑟夫·奈1990年提出“軟實力”概念時，將之描述爲一種依靠吸引力而非通過威逼或利誘手段來實現目標的能力，並稱這種吸引力源於一個國家的文化、政治理念和政策。就此而言，好萊塢確實具有某種指標性意義，與星條旗、華爾街、百老匯等美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領域的代名詞，成爲美國軟實力的鮮明標識之一。

過去相當長一個時期，好萊塢之所以成功，除了美國整體崛起的大背景，還因爲它形成了涵蓋電影工業上下游各環節的完整體系，打磨出電影製作的成熟框架模式，不斷予以發展創新，並在美國主導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加大市場營銷，進而使“好萊塢大片”受到世界範圍內的廣泛歡迎。事實證明，作爲文化產品的好萊塢電影，不僅帶來規模可觀的經濟效益，還產生巨大的文化和社會影響力，在向世界講述美國故事、傳播美國價值觀方面持續扮演重要角色。

爲什麼近些年來好萊塢電影遭遇困境、逐漸式微，甚至被認爲陷入衰落了呢？首先因爲其原創能力急劇下降。如前所述，好萊塢電影工業一百多年間獨霸全球，一方面是依靠強大的創新能力，無論影片類型、敘事手法還是行業運行邏輯等，都呈現出了較之其他國家和地區更爲明顯的優勢；另一方面，好萊塢作品表現出精準把握大衆心理和社會潮流變化的能力，因而能夠適時推出相應作品，並在世界範圍內獲得經濟與口碑的“雙豐收”。但當前，好萊塢在這些方面的表現越來越令人失望，因爲缺乏原創力，不得不過度消費經典影視IP，不斷推出之前作品的續集，導致大衆審美疲勞，市場表現欠佳，逐漸使美國電影產業整體層面形成“螺旋式下滑”趨勢。

其次，美國的硬實力乃至綜合國力相對衰落，也傳導到軟實力層面。好萊塢電影工業作爲美國軟實力的一大指標，隨着美國國力增強而在世界範圍內實現影響力擴張。但正所謂“成於斯，敗於斯”，美國國力相對衰落導致華盛頓心態失衡以及內外政策變形，美國在國際上的道德形象持續滑坡，這也導致美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那些曾在世界上引領風潮的標識和象徵日益泯然於世。

第三，世界多極化在全球電影工業中也有體現。美國維繫全球霸權越來越難，世界進一步呈現出多極化和多元化趨勢，其中一個突出表徵就是近些年來全球南方國家的羣體性崛起。在探索本國現代化發展路徑的過程中，廣大南方國家的中產階層羣體普遍發展壯大，對於本土文化認同感增強，越來越多國家的消費者不再盲目追捧美國文化，從過去的仰視變成更多的平視。具體到電影行業，比如近些年來的中國電影市場，國產電影因爲更能引起共鳴的“本土關照”和更加精良的製作品質，取得良好票房和觀衆口碑。加之過去在與美國電影的競爭中總體處於劣勢的歐洲電影逐漸擺脫“美國壓制”，一些過度迎合“政治正確”的好萊塢大片在北美市場也頻頻遭遇“滑鐵盧”，以上種種因素影響之下，好萊塢電影失去越來越多市場就不難理解了。

綜上所述，好萊塢當前的困境是其自身以及美國內外環境等多重因素導致的結果。需要指出的是，就像好萊塢當下的式微與困境並非其他國家有意爲之一樣，美國軟實力整體的相對下降也在很大程度上源自自身能力下滑。簡單對外“甩鍋”，將之歸咎於外部的所謂“威脅”或“挑戰”，非但不能解決自身問題，反而可能適得其反，這正是當前美國外交層面一系列非理性政策留下的教訓。這個教訓，也適用於市場競爭力和文化影響力都大幅下滑的好萊塢。

該給美國軟實力祛魅了

李海東

長期以來，美國一直自我宣揚意識形態、政治制度以及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優越性”，自我標榜一些“美式規則”或價值觀的“普世性”，將其作爲引以爲傲的軟實力象徵；同時最大限度地利用美國掌控的媒體輿論以及影視作品等，予以渲染和擴散。但在最近十多年來，世人對長期以來作爲美國軟實力重要象徵之一的好萊塢電影不再那麼趨之若鶩，從美國國內近年來的數次選舉可見，就連不少美國選民都開始對一些好萊塢明星“站隊”某些政治人物表示反感甚至抵制。有媒體分析說，好萊塢影響力的相對衰落“凸顯美國軟實力下降”的現實。

確實，美國自認爲“優越”的一些文化符號越來越難以引發人們的興趣，美方固守的意識形態偏見破壞力日甚，美國政治運行現狀也被其國內學者稱爲“衰敗”，美國近年來的對外言行更是使其越來越成爲國際秩序與規則的破壞者。在這樣的現實面前，該給美國軟實力“祛魅”了，成爲不少人談到這個話題時的共同感受。

當前美國軟實力的相對下降，與美國自身價值觀紊亂、國內政治對立、社會撕裂嚴重以及經濟不確定性加劇等因素緊密相關。

首先，美國自身價值觀紊亂帶來民衆與精英的“集體焦躁”，社會亂象叢生，越來越難產生持久和統一的“美國人”身份認同。較長時期以來，美國對外展示自身價值觀中的“包容性”“多樣性”，藉此證明“美式價值觀”具有被他國效仿的“普世性”，或者具有對他國社會價值進行改造和演變的“正當性”。但近年來，美國本土主義價值觀強勢回潮，過去維持美國社會“大熔爐效應”的價值觀內涵變得更加模糊和混亂，“多樣、平等和包容”（DEI）與“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WASP）兩種價值觀激烈碰撞，一個連自身“價值觀之魂”都越來越難以錨定的美國，更失去了對外大談“價值觀優越性”的資格。

其次，美國社會痼疾頻繁發作，使其喪失向外界展示社會治理“有效性”或“優越性”的基礎。槍擊事件頻發、濫用毒品和種族問題加劇，都使人們難對美國的社會穩定存有樂觀期待。這樣的社會治理，也無法展示出激勵他國效仿的魅力，相反只是不斷加深其他國家對美國的失望感。

第三，長期以來，美國自詡“自由民主的榜樣”，但近年來，國會山騷亂、大選槍擊、政府內部資金濫用等衆多事件和問題，在社交媒體傳播加持下，不斷刷新人們對美國政治文明程度堪憂的認知。美國在本國政治語言與行動的粗俗化和暴力化中逐漸喪失自認爲佔據的政治和道德高地，某種程度上甚至淪爲其他國家的反面教材。

第四，美國對外經濟政策“翻烙餅”，給全球經濟復甦與穩定帶來巨大不確定性，也加劇了世人對美國的不信任感。當前美國政府掀起關稅戰、貿易戰，更是挑戰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求繁榮、謀穩定的訴求和底線。美方所持的逆全球化甚至反全球化立場和以損害國際社會普遍利益爲代價滿足“美國優先”的政策自私，使得越來越多國家得出“美國正在危害世界”的共識性結論。這種單邊主義、保護主義言行，使美國進一步喪失以軟實力“說服”或“感召”他國的基礎。

美國政治學者、“軟實力”概念提出者約瑟夫·奈曾刊文認爲，軟實力依賴文化、價值觀和政策合法性。以此標準衡量，美國目前的軟實力支撐條件正在消失。或許正是意識到這個現實，美國政府對於曾經行之有效的一些軟實力手段變得不屑一顧，轉而更多依靠硬實力工具。這個過程對美國自身以及整個世界的破壞性正在不斷釋放。

美國“硬實力轉向”意味着什麼

馬博

美國曆來善於運用軟硬兩手推進自身外交目標。但近年來，國內黨爭和政治極化等因素導致美國政府外交決策更趨短視和強硬，同時也削弱了美國對外承諾的連續性和可信度。這種內耗使一些傳統的軟實力手段難再發揮作用，決策者更加傾向於快速見效的硬實力工具。

一是更頻繁地使用軍事威懾。“以實力求安全”成爲美國對外戰略更加顯性化的基調。比如，在鼓譟“大國競爭”的基礎上，美國不斷強化在“印太”的前沿部署，拉緊軍事同盟關係，試圖通過展示和提升武力來遏壓“對手”、安撫盟友。二是經濟制裁成爲常用武器。近期，美方不顧國際社會強烈反對開打貿易戰、關稅戰，更是將全球經濟帶入劇烈動盪的境地。三是科技封鎖明顯加劇。美國愈發傾向於奉行“小院高牆”策略、動用國家力量遏制他國高科技發展，動輒以“國家安全”之名對關鍵技術實施封鎖。

美國更大程度倚仗“硬”手段，正在對國際秩序產生多方面的衝擊和重塑。比如，嚴重削弱國際多邊合作機制，侵蝕國際機制和國際組織的權威，加劇全球治理困境等。在美國推行“強勢外交”和舊秩序鬆動的複雜背景下，當前國際體系日益呈現多極化與碎片化並行的趨勢。多個全球性或區域性力量中心崛起，中小國家外交自主性普遍增強，並更多采取實用主義的“雙重對沖”策略。地區合作機制更加活躍，形成具有“板塊化”特徵的新型治理格局。全球南方國家羣體性崛起，與之相應的經濟和政治等方面影響力快速提升，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北方國家對於國際規則制定的壟斷。與此同時，儘管多極化導致國際關係更加民主化，碎片化仍帶來全球治理協調的困難乃至潛在的治理真空，世界面臨在新格局下捋順全球治理的緊迫任務。

面對美國對外行爲模式的轉變以及國際格局的深刻演變，世界各國尤其是大國需要保持理性和冷靜，尤其不應被美國的對外言行帶歪節奏，而應在積極作爲中引導國際秩序朝着良性方向改善和發展。

其一，堅守戰略定力，避免陷入冷戰思維窠臼。在美國強化硬實力博弈的背景下，其他國家切忌捲入“非輸即贏”的陣營對抗陷阱。歷史經驗表明，冷戰式的對抗思維不僅難以解決現實問題，反而會進一步割裂世界，阻礙人類社會整體的發展進步。對此，世界多極化的推動力量以及既有國際體系的參與者都應保持戰略清醒，堅持外交上的獨立自主，努力管控相關大國破壞性言行帶來的負面效應，在可能的領域保持對話溝通，纔是正確“處世之道”。

其二，推動國際體系的包容性改革和合作共贏。在多極化時代，全球治理體系需要與時俱進的改革完善，以反映新的力量格局和普遍利益訴求。無論數字經濟、太空、極地還是海洋治理，廣大全球南方國家尤其是新興大國應該倡導開放包容的規則觀，使新規則成爲各方普遍接受並遵守的行爲準則，而非服務於少數集團利益的工具。通過持續不斷的制度創新和對話協商，逐步修補和完善現有國際體系的短板，使之更好地適應多極化世界的需求，並對沖美國更加依靠硬實力來推行“美國優先”的自私性做法。

推動國際秩序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將是一個充滿競爭亦不乏合作的動態過程。美國更大程度地依靠硬實力無疑給這個過程增添了衝擊性變量，但並不足以扭轉歷史演進的大勢，即一個多極化和多元化世界已經到來。在此進程中，國際社會期待並呼喚一種新的大國責任觀：以合作而非對抗來處理分歧，以共贏而非零和來定義大國角色。這既是對歷史教訓的深刻汲取，也是在多極化時代塑造持久和平秩序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