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可能成爲‘日本軍事化轉型元年’”，日本國內近期有評論如此預測日本的戰略態勢。隨着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頻頻拋出修憲、擴軍、擴大殺傷性武器出口等激進主張，一個跡象十分明確——日本“新型軍國主義”已不再只是危險苗頭，而是實實在在的現實威脅。

不妨從四個問題切入，撕開日本“新型軍國主義”真面目，認清其本質與危害。

一問：爲什麼說日本“新型軍國主義”極具欺騙性？

與二戰時期赤裸裸的侵略擴張不同，日本“新型軍國主義”極具隱蔽性與欺騙性，披着“和平”“防衛”“國家正常化”等外衣，在各個領域悄然滲透、不斷膨脹。

政治上，昔日軍部的野心，如今被右翼政客繼承。在西方民主制度掩護下，右翼政客和財閥巨頭勾連，藉着“合規”的幌子搞軍事擴張。

軍事上，用“發展反擊能力”“行使集體自衛權”等當藉口，不斷突破“和平憲法”，一步步走向重整軍備。

經濟上，靠超發國債、增加賦稅搜刮民財，再把鉅額財政資金砸給軍工企業，形成“政客站臺、財閥賺錢、民衆買單”的惡性循環。

文化上，“皇國史觀”“大和民族優越論”等糟粕死灰復燃，篡改教科書、美化侵略歷史等操弄不斷，右翼勢力還靠着社交媒體算法操控輿論，一步步向年輕一代灌輸扭曲的歷史觀。

二問：揹負侵略原罪，日本“新型軍國主義”爲何能日漸擴張？

這是日本軍國主義思想潛滋暗長、激進政治力量主導、社會經濟焦慮畸變、利益集團推波助瀾綜合作用的結果。

首先，戰後清算不徹底。美國出於冷戰私心，對日本的民主化改造半途而廢，大量甲級戰犯嫌疑人重返政壇，爲軍國主義遺毒留了溫牀。看看德國徹底的“去納粹化”，再看看日本的“遮遮掩掩”，差距一目瞭然。

其次，政治右傾化越走越遠。近年來，日本國內革新派、溫和保守派日漸式微，右翼勢力掌控國家權力中樞，激進安保政策在缺乏有效制約的環境裏一路狂飆。

還有一個關鍵原因：經濟長期低迷，成了“新型軍國主義”滋生的“溫牀”。鉅額國債、產業空心化、少子老齡化，多重危機把日本經濟拖進停滯泥潭。右翼政客不想着解決發展痛點，反倒靠渲染鄰國威脅轉移矛盾，用零和邏輯煽動狹隘民族主義，爲擴軍備戰騙民意、找藉口。再加上軍工利益集團推波助瀾，以至於一步步透支國家未來。

三問：高市政權爲何成爲軍國主義復活的“加速器”？

“安倍的女孩”高市早苗執政以來，日本的軍事化步伐明顯提速，推動日本“新型軍國主義”進入系統性實施的危險階段。

高市早苗本身就充滿軍國主義情結，多次公然否認南京大屠殺、強徵“慰安婦”等歷史罪行，公然參拜靖國神社，在臺灣問題上頻頻挑釁，妄稱“臺灣有事”可能構成“存亡危機事態”，粗暴干涉中國內政，每一步都在觸碰歷史底線、正義底線。

在高市早苗的主導下，日本軍事化愈發激進：2026財年防衛預算突破9萬億日元，提前實現GDP佔比2%的目標，重點投向遠程打擊、無人作戰等進攻性領域；計劃修訂“安保三文件”，廢除武器出口限制，甚至爲允許向交戰國家出口致命武器留下餘地；擬徵收“防衛特別所得稅”、成立“國家情報局”，加速打造“新型軍工複合體”。

四問：日本“新型軍國主義”將帶來何種危害？

日本“新型軍國主義”不斷抬頭，正成爲影響地區與國際和平穩定的最危險變量之一。

“新型軍國主義”嚴重威脅戰後國際秩序。高市早苗在臺灣問題上的錯誤言行，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是對《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國際法律文件的公然蔑視，是對二戰後國際秩序的公然挑釁，嚴重背離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新型軍國主義”嚴重威脅核不擴散體系。日本右翼的擁核圖謀一旦得逞，無疑將打開潘多拉魔盒，對地區與全球戰略穩定造成嚴重衝擊。

“新型軍國主義”嚴重破壞地區和平穩定。日本右翼“四面出擊”挑動對抗，導致日本同中國、俄羅斯、韓國等周邊國家的關係都齟齬不斷，給地區和平穩定製造大量麻煩。

“新型軍國主義”嚴重損害日本民衆的切身利益。高市早苗政權罔顧物價飛漲、民生凋敝的現實，犧牲普通國民的福祉來供養軍事機器，引發日本民衆“要生活、不要導彈”的強烈抗議，旅遊業、零售業也因周邊外交環境惡化遭受重創，普通民衆的切身利益被嚴重損害。

今年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80週年，這場審判不僅是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罪行的正義清算，更是對和平的鄭重守護。當前，日本“新型軍國主義”再次對地區和國際和平穩定構成嚴重現實威脅。國際社會必須保持高度警惕，堅定捍衛二戰勝利成果，決不能讓日本“新型軍國主義”這股危險勢力禍害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