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駐日本特約記者 邵南 林雪原 環球時報記者 丁雅梔】編者的話：今年3月11日是日本福島核事故15週年。本月初，在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理事會上，中國常駐IAEA代表李松大使指出，福島核事故看似天災，實爲人禍，暴露出日本核安全監管體系的嚴重缺陷。日本在覈事故後採取的措施大多隻是揚湯止沸，實際效果十分有限，東京電力公司等核電企業誠信缺失、欺瞞造假、放射性泄漏等案例仍層出不窮。15年來，日本政府顯然未對福島核事故進行徹底反思。在事故責任追究不足、核安全監管體系漏洞重重的情況下，日本政府便急於重新發展核動力應用，甚至頻頻試探突破核軍事力量限制，讓民用核電與潛在軍用核能力的邊界越發模糊，這種危險動向值得地區國家和國際社會警惕。
安全事故與違規操作不斷
今年1月21日，日本東京電力公司（簡稱“東電”）重啓了位於新潟縣的柏崎刈羽核電站6號機組。柏崎刈羽核電站是日本國內規模最大的核電站，在2011年福島核事故後一直處於停運狀態。事實上，這次重啓已是延期後的結果——早在試驗階段，東電就發現該機組用於調節反應堆輸出功率的控制棒有關功能存在至少88處設置錯誤。緊急覈查並重啓後僅一天內，警報突然響起，機組再度關停，直到2月9日再次重啓。
這一波折不斷的核電站重啓進程引發當地部分民衆的強烈反對與深切擔憂，抗議者在東電總部前舉辦了多場示威活動。一名抗議者直言：“我反對重啓柏崎刈羽核電站。東電公司至今仍有很多掩蓋、隱瞞、欺騙的行爲……我們絕不會放棄反對重啓的行動。”
據相關調查披露，1977年至2007年，東電在對下屬核電站13座反應堆總計199次定期檢查中，存在篡改數據、隱瞞安全隱患及事故的行爲。福島第一核電站3號機組1978年發生的臨界事故，東電一直瞞到了2007年才公佈。2000年，有內部舉報揭露東電隱瞞反應堆管道裂痕長達8年之久。2011年核事故後，東電雖早已掌握堆芯熔燬的事實，卻故意用“堆芯損傷”一詞加以掩蓋。東電在事故後還曾長期宣稱沒有新的核污染水被排入海洋，直到2013年纔在輿論壓力下被迫承認。
近些年，東電的風險隱瞞和管理混亂仍在持續。2021年，福島核污染水儲存罐發生泄漏，直至被媒體曝光後，東電才承認。2024年2月，福島核電站因操作失誤泄漏5.5噸核污染水，東電卻聲稱“對廠區外無影響”以淡化影響。去年11月，柏崎刈羽核電站被發現存在多項管理漏洞，包括工作人員違規復印並留存涉核材料機密文件、核安全機密文件被誤交給承包商、一些工具未經合規程序被帶入核電站內部等，然而這些沒能阻止該核電站通過重啓檢查。
日本業內專家指出，此類事件表明，日本核電企業在安全管理方面仍面臨挑戰。更令人擔憂的是，相關問題往往通過內部舉報或事後調查才被發現，也使日本核安全監管體系再次受到質疑。
監管機構與核產業形成“核電村”
軍事專家張軍社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福島核事故後，日本雖成立了獨立核監管機構日本原子能規制委員會，還採用了新的核安全標準，但此類措施實際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核安全監管體系至今仍存在諸多漏洞。
第一，監管機構獨立性嚴重不足，與政府部門存在密切利益關聯。早在東電本世紀初被爆出造假醜聞時，日本媒體和學界便常用“核電村”一詞來形容圍繞核電產業形成的利益網絡，該網絡覆蓋政府部門、電力公司、核電設備企業、研究機構及相關政客，他們通過“旋轉門”機制、學術依賴、政治獻金形成利益綁定和相互庇護，導致安全標準弱化、監管失效、公衆信任下降。事故發生後，原本爲應對“核電村”問題而設立的原子能規制委員會，雖然名義上是行使核設施安全審查、核事故應急處置等職能的“獨立政府機構”，實則設在日本政府環境省之下，無法真正實現獨立運作，其檢查結果和結論常常受到政府幹預，導致其權威性與公正性難以得到認可。原子能規制委員會首任委員長田中俊一此前曾擔任日本原子能研究開發機構副理事長，而委員會事務機構原子能規制廳的幹部也大多出身於核安全行政體系。這讓外界對核監管機構與核產業之間的關聯產生擔憂。
第二，監管機構缺乏主動性，對核電企業的監管執行不力。張軍社告訴記者，日本原子能規制委員會沒有完善的深入現場覈查機制，對核電企業的檢查主要依賴企業自查自報，而以東電爲代表的核電企業長期存在誠信缺失問題，往往試圖對安全問題遮遮掩掩、大事化小，所以僅依靠企業自查根本無法達到監管效果。
第三，新引入的核安全標準落後於國際標準。福島核事故發生後，日本2013年制定了新的核安全標準，當時的政府稱其爲“世界最嚴格的核安全標準”。然而，張軍社指出，日本的核安全標準當下看來較爲滯後，部分核電站的設計標準未能與國際最新安全標準同步，且存在明顯差距，例如反應堆外殼的抗溫、抗震能力等關鍵指標，均未能完全達到國際原子能機構的相關要求。
“重返核電”不僅僅爲了能源安全，更有軍事意圖
國際環境組織FoE Japan今年發佈報告《福島的現狀與能源的未來》稱，福島核事故發生後，日本一度停止運行全部核電站，涉及共54座核反應堆。而截至今年2月，日本33座可運行核反應堆中有15座已重新啓動。與此同時，日本還在推進更多核電站機組的審查與重啓，日本重工業企業的核電業務也呈增長趨勢。
日本時事社3月11日報道稱，福島核事故發生後，當時執政的日本民主黨政府宣佈，將“投入所有政策資源”，力爭在2030年代實現“零核電”。然而，2012年底自民黨和公明黨重新執政後，又將政策轉向推動核電站重啓。去年以來，日本政府更是大力推進“最大限度”利用核電的政策。
日媒對政府極力推動“重返核電”計劃給出的原因是實現能源安全。日本長期依賴進口天然氣和石油，近年來俄烏衝突和中東局勢導致能源市場波動，加快了日本核電站的審查和重啓進程。當下，日本可再生能源增長乏力——太陽能發電廠帶來的環境破壞問題受到詬病，海上風電項目也因三菱商事的退出而受挫，政府不得不重新招標。
日本一直試圖以“實現乏燃料（在反應堆堆芯內受過輻照並從堆芯永久卸出的核燃料——編者注）再利用”爲由推進核燃料循環商業化、常態化。自1999年以來，日本一直在儲存大量乏燃料，等待位於青森縣六所村的核燃料後處理廠和MOX燃料製造廠投運。日本還將乏燃料運往法國等地進行後處理，以獲得大量分離鈈。雖然技術對日本來說已不算難題，但相關工廠的投運面臨阻力。比如六所村的核燃料後處理廠於1993年啓動建設，原計劃1997年完工，但因成本超支、難達到安全標準，竣工日期被多次延後，2020年該廠通過安全審查後又遭到各界強烈反對聲浪，目前預計將於2026財年建成投運。
FoE Japan於3月5日就福島核事故15週年發表聲明，提出了多個相關的嚴重問題：一是15年過去了，東電經營層的責任仍未被追究，柏崎刈羽核電站6號機組卻已重啓；二是6所後處理工廠已27次延期，乏燃料後端處置和最終處置問題至今無解；三是福島事故處理費用估算已達23.5萬億日元（約合1.02萬億元人民幣），但仍未包含部分放射性廢棄物處理成本；四是政府通過融資、擔保等制度安排，把核電維持和新建成本進一步轉嫁給公衆。聲明還指出，對核污染水排海和核事故污染土再利用提出質疑的人正被貼上“製造負面輿論”的標籤，公共討論空間受到壓縮。
日本核工程專家、京都大學核反應堆實驗所原助理教授小出裕章在採訪中指出，日本政府長期堅持“核燃料循環”路線，這不僅僅爲了能源安全，更爲了保有核開發能力。核燃料後處理和高速增殖爐體系能讓日本持續獲得鈈，而高純度鈈本身就具有敏感的軍事屬性。當下，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在覈政策上釋放危險信號，公然暗示可能突破“無核三原則”，這正是對小出裕章分析的印證，更暴露了日本右翼勢力長期以來對核武器的覬覦之心。
日本政府別有用心引導“核風險記憶淡化”
今年1月8日，中國軍控與裁軍協會和中核戰略規劃研究總院聯合發佈《日本右翼的核野心：對世界和平的嚴重威脅》研究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報告顯示，目前，日本已具備在短時間內實現核武裝的技術能力和經濟能力。不少國際核專家都將日本視爲“潛在覈武裝能力國家”。
該報告指出，日本的核武能力體現在多個維度。一方面，日本核工業能力較強，能夠依託現有技術和設施生產武器級鈈材料。日本是《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無核武器成員國中唯一掌握後處理技術、有能力提取武器級鈈且有可運行後處理設施的國家。另一方面，日本可能已祕密生產出武器級鈈材料，國際社會對此持高度懷疑態度。日本囤積遠超民用核能實際需求的鈈，敏感核材料供需長期嚴重失衡。日方發佈的報告顯示，截至2024年年底，日本囤積的分離鈈材料總量已經達到44.4噸。這遠遠超過了其民用核能發展的實際需求。
福島核事故已過去15年，但日本政府顯然尚未進行徹底的反思。張軍社表示：“當下，日本社會部分民衆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核風險記憶淡化的現象，這與日本政府一系列別有用心的引導密切相關：一是長期隱瞞核風險信息，導致民衆缺乏準確認知基礎；二是淡化核事故影響，炮製核事故‘已得到控制’的虛假敘事；三是執意推動核污染水排海，企圖通過消除可見的核污染痕跡來弱化核事故遺留影響；四是片面宣傳核能在能源安全與低碳發展中的作用，降低民衆對核風險的警惕。”
日本政府對事故責任追究不足，對核安全監管體系的諸多漏洞熟視無睹，在此情況下，卻還急於重新發展核動力應用，甚至頻頻試探突破核軍事力量限制。張軍社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這種做法與日本作爲二戰侵略國、戰敗國的身份完全不符，更是與日本戰後制定的和平憲法、“無核三原則”、“專守防衛”政策背道而馳。他說：“日本有這樣的企圖，本質上是對美國使用原子彈轟炸廣島、長崎的原因缺乏深刻反省，忘記了當年遭受核打擊的根源正是其自身的軍國主義侵略行徑。一旦日本放鬆限制、真正擁有核軍事力量，不僅意味着軍國主義的復活，更可能讓日本再次走上對外侵略的道路，這對亞太地區而言將是一場災難，應當引起亞洲各國及亞洲人民的高度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