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衛報》4月13日文章，原題：社交媒體曾是一個承載全球性盛大對話的平臺，現在逐漸變得個體化 我以前在社交媒體上發帖非常頻繁。具體一天發多少次我也說不清。在2010年底發現這個平臺後，我便深深沉醉於一種感覺：我彷彿正參與一場全球性的對話。在我看來，這是一個任何人都能加入、任何人的聲音都能被傾聽的平臺。我發帖，交友，結識新人，和那些在其他場合絕不可能產生交集的人聊天。我在社交媒體上建立的人際關係，塑造了我的價值觀、政治立場乃至我的人生。我是在社交平臺上遇見孩子母親的，爲了和她在一起，我搬去了柏林，之後我們又一起回到了英國。通過社交媒體，我這個普普通通的人，竟獲得了撰寫評論專欄、亮相電視節目，甚至出書的機會。在社交媒體上，我真正成爲了一個“有存在感的人”。

如今我仍在使用社交媒體，但現在只是偶爾用用，早已沒了當初的熱情。我並非個例。過去一年，英國通信管理局發現，英國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的頻率大幅下降，現在只有49%的人經常在社交媒體上發佈內容，低於前一年的61%。正如英國通信管理局所觀察到的那樣，這並不令人意外。出於對隱私以及大型科技公司過度干預的擔憂，許多人開始重新使用功能簡單的非智能手機。人們開始擔心自己的數字足跡，擔心那些舊的帖子可能會被重新挖掘出來被當成所謂“黑歷史”，從而對自己造成傷害或帶來尷尬。

與此同時，如今最大的社交媒體平臺已越來越接近光鮮亮麗、面向公衆的“娛樂平臺”，其默認設定是普通用戶只會被動消費內容。人們不禁感到困惑，因爲“社交媒體”與“傳統媒體”的界限正在模糊。視頻平臺常被歸爲社交媒體，但我的孩子們並不會覺得它的頻道和電視上的頻道有什麼本質區別。如今，“網紅”成了一份全職工作，發佈帖文似乎從來都沒有什麼特別的准入門檻，不過社交媒體向視頻的轉型意味着，即便是普通活躍用戶也需掌握一定的剪輯技能。如今的社交媒體平臺已被少數頭部用戶所主導，而這些用戶產出的內容也正日益趨同。

因此，在我看來，英國成年人減少在社交媒體發帖的真正原因似乎在於：某種意義上，“社交”性質的媒體已不復存在。過去發帖感覺像是一種社交活動，甚至充滿樂趣。但後來，政治氛圍發生了明顯改變。在種種變化之中，每個普通用戶發出的帖文都開始顯得緊迫而嚴肅，普通人也要謹言慎行，它最終變成了一種社交責任。用戶在發出帖文之前，需要再三思忖，考慮社會情緒和大環境再敲下文字。

社交媒體曾讓互聯網化作一場盛大的全球對話盛宴。但如今，網絡社會已日漸式微，以至於人們似乎更樂於與網紅維持“塑料社會關係”，或是愛上那些僞裝成理想伴侶的AI模型。許多曾經的“大V”已悄然退守至各自私密的通訊平臺中。因爲“社交媒體”的社交功能在弱化，能量越大的用戶承擔的社會責任越大。（作者湯姆·懷曼，陳欣譯）